英文原题：Banning Opinion
即使不良思想可以被审查制度遏制，这样做是否恰当？在此，我认为著名的斯科基案（Skokie case）仍然值得引用。1977年，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党要在芝加哥郊区举行示威，那里居住着许多犹太人，包括大屠杀的幸存者。由于当地居民的投诉，市政官员试图阻止这场游行。纳粹分子声称其享有言论自由权利，挥舞卍字旗也包括在内。
这项权利得到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的辩护。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最终维护了言论自由。无论多么令人不快，卍字旗被认为是允许的，因为它不算是“战斗字眼”——即得不到标准宪法保护的范围很小的那一部分言论。
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包括有过奥斯维辛集中营，原子弹曾被投下，学生在光州被杀害，但人们对此却可以有各种解读，必须以更好、更准确的论据，来驳斥错误的论点和谎言。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韩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而全斗焕则被关进了监狱。尽管韩国自由派仍将光州的学生称为民主烈士，但有些保守人士认为，全斗焕将起义视为朝鲜阴谋自有其道理。目前，韩国自由派现总统文在寅正在推动立法，以“歪曲历史”罪名对上述观点实施禁令，否定光州起义，认为它绝非为了追求自由，现在可以让一个人入狱五年；而颂扬日本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则可能被监禁更长时间。
这一切是否已经足够？在一个美国总统可以通过互联网向数百万选民散布有害谎言的时代，言论自由的理想是不是有些天真？社交媒体是否应当禁止加剧全球疫情，或破坏民主制度的危险的阴谋论？更扎实、更准确的论据，是否足以阻止这些谎言造成严重破坏？
若干欧洲国家，以及欧盟正在制定监管互联网平台的法律，但要求政府或社交媒体平台审查非理性和有害理念，把它们根除是不大可能的。当人们认为自己正受到体制的围困时，只会信者恒信并且更为坚定。
这清楚地表明语言可以非常危险，而网络媒体把这一危险放大了；“战斗字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传播得更迅猛、更无远弗届。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并同时遵守能阻止言语变成实际战斗的社会和法律界限。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然而，即使是在比多数国家都更为宽松的美国，这个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煽动迫在眉睫的暴力活动绝不允许。特朗普今年1月6日的讲话，敦促暴徒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无疑几乎越过了这一界限。
1980年5月，韩国光州市的学生反抗不得人心的军政府，数百名学生被派去镇压起义的伞兵所残忍杀害，军政府领袖全斗焕将军称这些学生是朝鲜的革命走狗。
无论如何，这都是言论自由的理想状况。但在现实中，法律和社会限制却无处不在，而且通常拥有充分的理由。在欧盟，以种族、信仰或性取向煽动仇恨和歧视被视为非法。尽管美国宪法的限制较少，但仍然禁止指挥和煽动“即将发生的违法行为”的言论。同样，美国法院不会将言论自由保护拓展到儿童色情或诽谤。
作者Ian Buruma是作家，最新著作是《丘吉尔情结：从温斯顿和罗斯福到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特殊诅咒》（The Churchill Complex: The Curse of Being Special, From Winston and FDR to Trump and Brexit）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其中有些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没有人对纳粹有任何同情）所提出的论点非常简单：如果你允许国家封禁你反对的观点，那么你同时降低了国家封禁你赞同的观点的门槛。保护纳粹分子的示威权，被视为保护他人信仰不同观点的权利的一种方式。即使在我们这个数码时代，上述观点依然成立。
既然我信仰言论自由，因此并不喜欢反对否认大屠杀和其他邪恶意见的各项法律，但这种立场，必须经受得住允许某些最有害观点流传的危害的考验。许多人认为，二战后允许纳粹思想在德国传播，可能会立即威胁到德国脆弱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不是什么不合理的假设，当时禁止这种宣传是说得过去的。
韩国此类立法的支持者指出，若干欧洲国家也制定了法律，禁止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与此同时，反对者则视该法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并提出不应允许政府来判断历史辩论中的对与错。
过去反对取缔疯狂理论的一个普遍务实看法，是它们并非主流，因此是相对无害的。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之前，只有极少数头脑坏掉的边缘人才会相信希拉莉和索罗斯经营着一个全球食人恋童癖网络的说法。但现在，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包括多达50%的美国共和党人相信这一派胡言。邪教不接受辩论，用事实来说服信徒是徒劳无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