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破碎和残痕
沙俄当年介入巴尔干半岛，和奥斯曼帝国角逐黑海主导权，为的就是在南部开辟出海口。莫斯科的这个“蓝色梦”至今丝毫未变，这也是普京在北约步步逼近的情况下，于2014年毅然拿下克里米亚半岛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一战还给后代留下了什么呢？百年之后，我们发现，当年引发战争的那些地缘因素基本还在。
但如此规模的人类浩劫，却实实在在是从“梦”开始的。
到头来，无论是普林西普等年轻狂热分子的“大塞尔维亚”之梦、沙俄寻找出海口和引领斯拉夫民族的“双头鹰”之梦、法国和英国维系庞大殖民帝国的“捍卫荣誉”之梦、奥斯曼帝国守住跨洲帝国家业的“伊斯兰”之梦、还是日本追逐的“将白人赶出亚洲的”新霸主之梦，均随着一战的硝烟消散了。
“梦”的碰撞和对立
一边是受到“泛斯拉夫主义”感召的普林西普兄弟，致力于恢复始于中世纪的“斯特凡”辉煌；而另一边则是高举“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us）大旗的普奥两帝国，追逐的是在欧陆及海外建立“大德意志”的梦想。
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梦”最天经地义，最合理合法，最追求和平，但一战的爆发、走向和结果告诉我们，“梦”有时犹如病毒，不知不觉中传播极快；“梦”有时又如毒品，会令瘾君子们亢奋不已，欲罢不能。
一战的爆发，也离不开意识形态分歧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与二战后形成的“资本”与“反资本”思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同，一战前的主要意识对立体现在以法国为代表的“共和”与诸帝国的“反共和”上。
譬如，德国依然是欧洲中坚，只是，当年的军国主义被当下的经济主义所取代，当年威廉二世和纳粹政府所追逐的“帝国梦”在市场的占有率中初见端倪。再看法国，它虽然失去了昔日宗主国的光环，但宗主国的心态还在，对非洲的原殖民地还在进行着“特殊”的关照；在欧陆，它与“宿敌”德国的竞争虽然披上了“伙伴”的外衣，却并未真正停止。
一战后，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它完成了与美利坚合众国的角色转换，承认了华盛顿在国际上的“一哥”地位。在战后几十年里，它将精力转向欧洲，靠“若即若离”和“独树一帜”来牵制和影响欧洲大陆的政局。不料一次公投，又将其送回到“光荣孤独”的老路上去。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意义转换，有时仅在反手之间，“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性版，“民族主义”则是“爱国主义”的狂热版。爱本国但不排斥他国，可谓之“爱国主义”；认为本族优于他族，或本族利益高于他族利益的，可谓之“民族主义”。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唐代的曹松在《己亥岁二首》中写道：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各国的精英在决策时，一定莫忘提醒自己：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崛起是否必须要以“万骨枯”为代价。
留下的则是四大帝国的解体，英镑霸权逐渐被美元取代，国际金融中心由伦敦转至纽约，欧洲普遍衰退，美日等新强兴起。而苛刻的“和约”以及极端思潮和复仇情绪的泛滥，为短短21年后的狼烟再起埋下了伏笔。
这个“梦想”从开始遏制法国发展到最后的赶超英国，用时任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比洛夫的话来说，就是要为新兴的帝国寻找一个“太阳下的位置”，建立一个与它的工业实力相匹配的殖民帝国。
再看今日之土耳其，不正在寻着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梦一路高歌么？它在北约体系内看似重要，却一直是“二等”成员，加上其加入欧盟的计划至今未如愿，所以，土耳其虽然继续推行“脱亚入欧”的基本国策，但埃尔多安政府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以及加强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正在试图自行扩大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为此，法国未雨绸缪，精心策划：1904年4月与英国达成一系列停止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协议，将处于“光荣孤独”（Splendid isolation）中的大不列颠拉回到欧陆的利益争夺中，并成为自己的战略盟友。同时，它利用俄罗斯对普鲁士支持奥匈扩张巴尔干以及拒绝给其工业发展继续贷款的不满，拉拢其于1907年加入“三国协约”（法英俄），由此奠定了决胜一战的基础。
精英一再告诉草根百姓：一个没有梦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但是，如果每个民族都对此深信不疑，加上这些“梦”的后面又缺乏如中国那种“大同世界”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撑，“梦”与“梦”之间的碰撞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此，当同族的奥匈帝国在争夺巴尔干半岛与支持“泛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发生冲突时，刚愎自用的德皇威廉二世甚至不惜违背俾斯麦当年精心编制的同盟外交，放弃在“围堵法国”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传统盟友沙俄，彻底解构了原先的普奥俄“三皇同盟”，致使德意志东西两面受敌，战败受辱。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致辞中明确提出“民族主义恰恰是爱国主义的反面”，呼吁世界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警惕目前在多国抬头的本族或本国“优先”的政治诉求。
远在东方的大日本帝国在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之后，自信满满。它的信条是“自强不息，强强联手”，在国内力行变革，在国际上与当时的首强英国结盟。日本也有梦，那就是在亚太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与白人世界比肩齐眉。在这个“梦”的驱使下，它出兵入盟，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在东亚斩获不少。
传统和新兴强国有梦，国力式微的奥斯曼帝国也有梦，那就是维护现有的疆域和曾经的辉煌。为了抗衡其地缘宿敌俄罗斯，奥斯曼在欧陆寻找盟友，先期和法、英、荷等国联手，后又与普奥合作。最后，不仅没实现梦想，反倒把自己与冤家（沙俄帝国）和盟友（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一起步入了坟墓。。
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的“波黑战争”，其实就是当年“大塞尔维亚”民族梦和外界介入碰撞后引发冲突的翻版。所幸的是，这次的武装冲突停留在本区域内，而未蔓延成新的世界性动荡。
一战终战百年日，我们除了祭奠亡灵，是否还应该思考如何真正杜绝战争的根源？一个称职的“世界大国”，首先应该是一个“和平之邦”。
那么法兰西呢？这个在30年战争中通过枢机主教黎塞留，以及法国大革命后通过拿破仑成功肢解和碎化德意志的“伟大民族”（Grande Nation），更不可能不做梦。
它的“梦”就是挣脱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对它实施的“扼住脖子”的围堵战略，建立“反日耳曼” 同盟，将普奥打回原型，重塑自己当年纵横驰骋欧陆的英姿。
现实告诉我们，与“爱”相关的行为往往与理性无缘。因此，“爱国主义”也就注定很容易陷入“本族优先”和“本国至上”的泥潭中。而“爱国光荣”“民族优先”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对“守成”和“复兴”的执着。于是，各式各样的“蓝图”大行其道，五花八门的“梦”充斥于耳。
（作者是德国时评专栏作家）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意识形态的分歧最终并不能阻止各国为了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合作：一战时，“共和派”的法兰西与“保皇派”的俄罗斯联手抗德；二战中，民主政体的美英等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对手还是德国。
由此可见，每个民族自然都有做梦的本能和资格，但如果大家同时都要不惜代价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梦”与“梦”之间就不仅会碰撞，而且还会碰得粉碎。
而美国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奉行国父华盛顿确立的“孤独主义原则”（Isolationism），即，广做生意，少涉政治。一战前夕，它保持中立，但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后来因商船常遭到德军打击而加入协约国。因此，美国后来的霸权之梦并非出自“历史恩怨”，而是单纯的“现实利益”。
他的这番话是否能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和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等听进去，则不得而知，但一战之所以爆发，与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各种“复兴梦”的出现不无关系。
譬如，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刺杀行动，正是由一批追逐“大塞尔维亚梦”的年轻人策划和实施的。枪杀奥匈费迪南王子夫妇的刺客名叫“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本族语言中意为“原则”。对其背后那个叫“不统一毋宁死”的秘密组织成员而言，为了实现塞尔维亚民族的复兴之梦，暴力是壮举，刺客是英雄。
当年如是，今日亦复如是。
一战是欧洲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参战人数约6500万，其中2000万人受伤，1600万人丧生（900万士兵和700万平民），经济损失约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战败国还要面临巨额赔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