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实属幸事，因为一旦“模式”被定义，就不可能不想方设法自我维护，并同基督教传教士一样，催生在全球推销价值观的冲动。而这就放弃了传统的“南橘北枳”原则。
说说容易，做到却难，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在21世纪的互联网文化的背景下，任何试图控制舆论的想法，都来自于时空错乱的思维方式。“低级红”这种说法，此前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它在中共近几年的宣传领域十分普遍。
有些御用宣传家居然直接沿袭这个“文明国家统治说”，大肆鼓吹中国“震撼”了世界这样的挑战宣言。雅克成为中共领导的座上客，北京也将此类论调定为“四个自信”的理念基础，其实误入歧途。因为从其客观影响看，雅克的论调在国际上固化了“中国挑战世界秩序”的命题。
最后，中外的雅克们试图给中国模式下“定义”。这在方法论上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或“猫论”——是背道而驰的。把中国人纳入西式本体论的思维，讨论“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样的命题，中国就进入了无法摆脱高级黑和低级红的困境。
试图构建所谓“中国模式”，在中国国民中鼓吹中国文化优越论，既违背了传统，也不符合事实。总之，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回归优秀的传统价值观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用传统装点门面，实际上欣赏的是西式的二元论斗争哲学和本体论思维。
同时，雅克在西方的语境中直接歪曲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固然不存在所谓“普世价值”，但也不赞同任何文化特殊论。儒家强调以德治国，这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共享价值。我们今天说发扬传统，目的不应是编造新的文化优越论，而是要把传统中的好东西用好，可能的话惠及他人。人类文明的繁荣，得益于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这个角度看，雅克们的“抑西扬中”论远不如前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来得高明。
所谓低级红，大意是说宣传报道尽管表达对中共高层的拥护，却因为水平低下，粗俗不堪的重复的宣传，引发民众普遍的反感。如《中国震撼》《中国超美论》《梁家河大学问》《厉害了我的国》之类，曾被人为地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雅克的“文明国家论”在学理上根本站不住脚。他把当代主权国家分为两种，即所谓“文明型”和“民族国家型”，试图揭示文明型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与民族国家型的根本不同。他又说，中国是惟一现存的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国际社会中就应当享受文化上的特殊待遇。
但这个阴谋论并没有把两者关系讲清楚，因为低级红的源头是高级黑，而高级黑的源头是自信心的过度膨胀。消除低级红，高级黑未必能消失，而消除高级黑，低级红便无处生存。多年来，对中国棒杀的舆论不少，直言不讳的攻击比比皆是。有西方学者早就预言中共要崩溃。一些伪预言家甚至连崩溃时间表也已制定好了。
回顾这几年的历史，对中国的高级黑来源于一些西人自谓“重新解读”中华文化，炮制所谓“中国模式”优越论。
总之，无论从方法论还是国际舆论的角度看，雅克们的“捧杀”祸国殃民。但中国人为何对这类低水平的捧杀没有保持高度警惕呢？头脑发热正是高级黑和低级红入侵的最佳时机。须知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合法性是个动态的概念，是由政绩界定的，而与任何特定的模式无关。
英国人马丁·雅克的惊世骇俗之作《当中国统治世界》应当是近年来高级黑的鼻祖。雅克是自称学者的左翼媒体人，中国国内许多人认为他懂中国，“亲华”；《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中文版畅销一时。《当中国统治世界》提出“统治论”和“文明国家说”，其实并不新鲜，也不是雅克的发明。比如“统治论（rule the world）”，不过是英美长期流行的“大国兴衰论”的翻版。雅克的“新意”在于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出“中国统治”的声音，颇令中国人快意一时。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打造了一个具有浓烈神学色彩的民主理论，排斥任何不同的政治体制，并将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摧毁另一个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雅克的论述显然基于此理论框架。用这种方法捧杀中国，外人自然能看懂，但实际上歪曲了中国传统价值观，毁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想要截然区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都是两者的结合。实际上，这个二分法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新东方主义”。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媒体人，雅克的论调并不令人吃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认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马克思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判断也是基于黑格尔的“东方主义”立场。
中国文化讲求有容乃大，历史上儒释道长期和平共存。从长远来说，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旋律也必然是文化和解与文明沟通。中国传统不排斥其他文化传统和体制，但强调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并不是鼓吹文化分高下，更不是要“抑西扬中”。中国国内的一些精英奉雅克为圭臬，把“抑西扬中”视为天降大任，殊不知其思维方式已全然背离中国传统。
近几十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提速，成为西方理论界难以诠释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困境中，雅克的中国接管世界秩序的论调应运而生。出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派的雅克在评论中国之前，与中国并无多少交集，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传统更不懂。他对中国的误读，自然建立在左翼运动旗下的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
真正让人担心的是捧杀。这几年海内外对中国捧杀的“成果“斐然，究其因是里应外合造成的。西方对中国的棒杀从来没有中断过。但对中国的捧杀却是近年来的新鲜事儿。棒杀并不可怕，因为放在台面上的，即使是恶意攻击，虱子多了也不痒。但捧杀不同，虽然虱子不多，但容易引起强烈反应。被咬的人忘乎所以，甚至产生幻觉。
首先，雅克立足善恶二元论，佐以左派写手的技巧，将对中国/中国模式的吹捧，建立在对西方体制的攻击之上。同是点赞中国，当年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和解共存，他本人也发奋学习汉语及中国传统；而雅克对中国一知半解，却斗胆把中国作为与西方对立的，更优越的治理模式突显出来。
（作者是瑞士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所谓低级红，大意是说宣传报道尽管表达对中共高层的拥护，却因为水平低下，粗俗不堪的重复的宣传，引发民众普遍的反感。如《中国震撼》《中国超美论》《梁家河大学问》《厉害了我的国》之类，曾被人为地推广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高级黑和低级红都是捧杀。但“高级黑”的手段比较高明，也更危险。
高级黑和低级红是什么关系？哪个危害更大？我们从这份中共文件中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换句话说，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两者同样都危险，因为背后有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