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二是对全球化的态度：支持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同时理解一些国家的担忧，愿意共同对游戏规则进行调整补充，推动更加公平、普惠的全球化进程，即便这会削弱中国现有的一些竞争优势。

从接受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也倾向把经济社会权利，作为上述政治法律权利实现的基础。40年来，中国以略显独特的方式，让国民逐步享受了远远超出以往的人权、自由和民主，在意识形态领域却为此屡遭攻击。这种局面应该改变，须要在理论上做更大努力。

冠状病毒疫情后的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件事：一是全球化如何盘整，二是中美关系走向。

第三层面是具体的倡议、构想及行动。基于上述目标及理念，中国提出了许多倡议和构想。如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贸组织改革提出的建议方案等等。前不久，为解决各国对信息与数据安全的担忧，中国提出了《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中国应高度重视这场对华舆论战，令人信服地阐明愿景，有力维护基于合作而非对抗的世界秩序。在反华力量汲汲于打造其意识形态武器的时候，必须淬炼好自己的外交叙事，主动争取国际舆论，摆脱被动应付局面。这种叙事至少应包含以下层面，而每一层面都须要回答若干重大问题。

中国不应因噎废食，国际话语权不去争取，结果会更糟。近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都很有针对性，值得深度挖掘并推广。前者更多是阐述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后者则是为打消文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差异所招致的猜忌，倡导包容开放的国际秩序。

第四层面是底线。维护和发展现行国际秩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应与其它核心利益放在同一层面统筹考量，权衡轻重缓急。为这一利益，值得也必须做出很大让步。但终有无法让步之处，对此也须进一步阐明，即出现何种情形，中国将被迫地、阶段性地放弃维护现行秩序的努力，在一定地域或领域，容忍甚至谋求剧烈变动。这是中国和平、建设性地参与塑造后疫情国际秩序的基本条件。

这一层面无法回避的是价值观。这也是西方诋毁中国最甚、东西方争执最激烈之处。是否将人权及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及政治法律权利，奉为至高无上呢？按中国文化与东亚传统，倾向认为一切均有其条件，上述价值与权利也须有相应条件支撑，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制约，不宜言绝对。国家有责任积极作为，改进客观条件，提升上述价值观与权利的现实可行性。

中国反对的是凭借科技、金融和国际话语权的垄断地位，割裂全球化，打压新兴国家发展进步、压榨第三世界的过度利己行为。全球化需要变革，但应着眼全球共同发展，遵循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原则，不应为少数国家特殊利益，合则取、不合则舍。

不容否认，中国在现实中也须进一步突显上述价值观，致力于更宽松、更具活力、更有保障的治理方式。这不仅是争取国际舆论的需要，更是未来发展的需要。

这是聚焦具体问题，维护并推动国际秩序渐进改革的可行路径。这一层面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能够在、愿意在哪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必须在哪些问题上坚持既有做法，又能够在什么问题上与其他国家一起重塑规则。这是一个复杂的博弈，却是中国参与重塑后疫情世界秩序方面，最可着力之处。

两者与同一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即中国加入冷战后的全球化，并获得惊人发展，改变了国际政经版图。这无疑是3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让很多国家难以适应，中国自己也有诸多不适应。

应继续阐明的，一是对美国的态度：珍视中美关系，尊重冷战后秩序。反对霸权霸凌，但不反对美国主导建立的、至今仍是主要领导者的国际秩序，并真诚地敦促它肩负起领导责任；在东亚，愿加强域内合作，但不试图排斥美国的影响，理解和接受美国作为一种健康的、建设性的平衡力量参与东亚秩序，但坚决反对一个挑拨离间的麻烦制造者。

疫情后，善治、责任政府、政府能力等理念，在抗疫成效支撑之下，可能更具说服力，但不宜过度强调，还应辅以东亚价值观中的一些理念，诸如社群主义、中庸、实用主义等，从文化视角，丰富、支撑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

第一层面是目标及意图。后疫情时代，中国希望坚持和平与发展主题，支持全球化，反对新冷战，维护现行秩序基本稳定，寻求以协商实现渐进变革而非剧烈变动，这符合中国利益。

第二层面是理念与价值观。这是舆论战的主战场。中国多年致力“大外宣”，希望讲好中国故事，结果却不尽人意。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成就与叙事自带怀疑，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大外宣着重论证体制优势，触犯了西方主流舆论的禁忌，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说在理念和价值观层面，中国承受着西方巨大压力，那么在这一层面，中国则具备一定优势，应积极进取、争取主动。一则，中国始终秉持解决问题的立场，乐于就具体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在经贸领域的地位，即便单方面提出的倡议、方案，也足以引起重视。二则，中国能够摆脱西方国家常见的政治纷争，迅速拿出建设性的倡议和方案，并有能力付诸实施。在国企、产业补贴等重大经贸议题上，尤应积极行动，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是十分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意在为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调整营造氛围、创设议题。一旦成为主流叙事，将使世界走向撕裂对抗，不仅陷中国于困境，也危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前景。冠病大流行使对华疑惧、排斥等负面情绪汇集爆发，又为此种意识形态病毒延蔓、扩散，提供了适宜环境。

西方许多人希望扭转此局面。他们最具攻击性的办法，是否定中国发展的正当性，将本轮全球化所积累的问题，尽量归咎于中国的参与，进而宣称，中国的发展是对冷战后秩序的恶意利用，是一种“敌对制度、异质文明、掠夺模式”处心积虑的渗透，对现存秩序构成了全方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