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除了特朗普和他的鹰派行政团队，国会两院中反华调门最高的人之一就是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的家庭背景是古巴革命逃到美国的难民，反共的铁杆一向仇视中国，与台独关系密切，去年曾经施压关闭了他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的两所孔子学院，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向美国渗透。
总之，美国对中国的焦虑除了中国经济科技和军力的崛起，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制度上对美国的挑战。如民意调查所显示，这个挑战是客观存在的。相比之下，美国精英似乎对自己的制度越来越缺乏自信。
如果说卢比奥反华是为了支持他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这还说得过去。但是特朗普在美国国内的政敌，平时和他为了党派利益打得你死我活，一旦面对中国，就会调转枪口，一致对华。例如众议院院长佩洛西是特朗普的死敌，两人还互相对骂对方神经不正常，但每次遇到批评中国，她就会奋勇承担领舞的角色。
中美制度的优劣不是精英说好就是好的，最终的评价应当由生活在每个制度中的老百姓来评价。一个美国学者2017年进行的一项网络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回应百姓需要的认知分别为52%和50%；而在美国，这两项指标分别为可怜的10%和13%。这一巨大的差别不能不说是制度所带来的后果。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仍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并且已经有不少人讨论过，这里我想谈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制度的原因。美国看到了中国快速崛起后面的制度优势，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焦虑。
美国高铁始终修不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巴马当政时，说要帮笔者当时所在的艾奥瓦州修一条到芝加哥的准高铁，但当时的州长（现任驻华大使）就是不修，原因可能有多种，一个可能是州长竞选时得到当地汽车业主的支持，修了高铁等于打脸汽车行业，下次说不定就保不住乌纱帽了。
首先，美国是一个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社会，有人形容美国的民主制度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多个少数人利益团体的统治（Polyarchy），而在后工业化社会的美国，少数人的利益越分化越细，且不说女权主义的兴起，各种少数民族团体如非裔、拉丁裔、犹太人、亚裔等等，也在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有要保护枪支合法性的，也有要禁枪的，有争取堕胎权力的，也有反堕胎的，有要让大麻合法化的，有要同性结婚合法化的，双性人接着也要权利，然后变性人不干了，也要自己的权利。在美国的绝对政治正确的气氛下，无论你代表什么样的少数人的利益，都有机会分一杯羹。
美国近年来的民调显示，民众的政治幸福感下降，对政府、媒体、国会等社会和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美国对中国制度的焦虑
Polyarchy的结果就是从社会到政府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小团体的利益而寸步不让，造成社会的分裂。总统选举和国会中期选举间隔只有两年，政客为了选票，就会把上述小团体利益当成竞选口号，例如同性结婚、反堕胎、大麻合法化等等，少有人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每个小集团利益满足之后，剩下该为国家花的钱和精力恐怕也不多了。
但是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国内的精英，包括政、商、军、媒、学，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的区别，一旦谈到中国，口径就会一致对外，喊出了“中国是美国最危险的对手”，甚至还有人重新提出“文明冲突”的口号。
另外，美国的媒体也是不分党派地高调反华。上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无果而终，媒体不分党派全体而攻之，不是批评特朗普要价太高，而是说他要得不够，说他应该对美国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妥协，孤立中国，从而抬高对华谈判的筹码。果然，美国随后就宣布减免加拿大的关税。
有人会说，朝鲜会更高，可那是高压的结果。说这种话的人可能读西方媒体太多了，但是要想证明到底是高压还是真的支持政府，要有可靠的证据，而不能凭拍脑袋想当然乱说。
而中国呢？有一个不须每两年就要为选举疲于奔命的执政党，可以用长远眼光制定战略计划，例如中国制造2025，并且能以举国资源支持这些战略性项目；还有一个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府，所有这些都让美国的精英嫉妒和羡慕。他们深知，中国的潜力根源于其制度，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
在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下，有些人认为美国换个总统，特别是换个不同政党的总统，矛盾就会缓和。纵观历任美国总统与对华关系的变化，例如克林顿对华“和平演变”的怀柔政策与特朗普的区别，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点，例如中国从韬光养晦变为强势高调让对手不适应，还有人认为是美国在冷战后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对手，所以正在崛起的中国撞到枪口上了。
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美国目前仍然领先中国，但在制度上，虽然美国仍然坚信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但是这个制度似乎并没有带来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取胜的自信心。
总之，在一个以多元化自居的国家，精英能有如此一致的反华态度，说明中国触动了其根本利益。美国为了什么样的根本利益会对中国如此恐慌呢？
绝对的人权平等还使社会公平的原则受到了扭曲，比方说，少数民族特别是非裔和拉丁裔，在入学、入职、考核等方面均有成文或不成文的优惠待遇，例如每所大学都会攀比自己有多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正常的考核标准不适用于非裔和拉丁裔，致使其他族群的怨气上升，加剧了社会的分裂。
美国人对自己制度的自恋，在冷战刚刚结束时达到了高潮，于是有人写了《历史的终结》这本书，以表达西方制度在历史上的胜利。然而，自从冷战结束后，美国制度的弊病也越来越凸显。
此外，历来反华的谷歌，最近也积极配合美国政府，试图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和其应用程序，目的是阻止华为手机在海外的销售。很多美国的学者前一段时间也不分党派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政府的反华立场。
目前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经济实力上、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快速崛起，例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G技术、航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以及亚投行、“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等，都彰显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对美国世界老大地位的影响。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
美国精英对中国的焦虑还在于，中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如果运用在其他国家和社会，前者的民意效果也会明显好于后者。再以上述2017年的调查为例，如果用与中国模式很相似的越南，来对比照搬美国模式最好的学生台湾，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回应度，在越南都是48%，而在台湾则是可怜到惨不忍睹的7%和11%。
不服气的人可能会引用美国制度的各种好处来证明其优越，但如上所说，对任何制度的评价，除了精英对其理想化的描述，生活在其中的民众才是最有发言权的。精英可能认为中国民众是受了蒙蔽，但是美国民众也会被蒙蔽。无论蒙蔽与否，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想获得的政治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