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保守派精英意图借着原籍印度的传教士扎基尔，深受保守派草根欢迎之势来沾点光环，所以力保他不被引渡回通缉他的印度。而希盟的政治精英基于仍然心存拉拢保守派草根的想法，也只好仅是禁止扎基尔公开演说。这类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相互利用，以各取所需的政治运作模式，俨然已成为马囯民主化进程中的主旋律。
至于两个横向的对立，即东西马之间权益与发展的矛盾，以及主要是在西马的保守派与民主派之间的争斗。除了政治斗争外，也涉及意识形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其他相关方面各个层次的不和谐，精英政治与草根斗争的元素皆若隐若现。如东马，特别是砂拉越，这几年来向联邦政府争取被视为是共组马国联邦时，原有但却被逐渐削弱的更多、更大的权益的运动，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势，甚至出现了要自治或独立的呼声，其实砂拉越政府过去一段时期已在争取这些权益。
如之前执政马国联邦多年的国阵政府，即与砂拉越政府之间有着不言而喻的政治妥协，只要砂方能为国阵赢得绝大多数砂拉越的国会议席，而砂方也的确几乎在每届全国大选都能够做到，则联邦可放任砂拉越的精英对于各项资源的掌控。这一点在十年前国阵开始必须依赖东马的议席来继续执政后，尤为明显。
而自由派的草根，特别是许多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抗争多年的非政府组织，则希望趁着目前有较多的自由派精英当政的当儿，得以更有效地推动社会更为自由化的议程。
而在沙巴，这种精英与草根“互动”来“各取（政治或经济或两者）所需”的情况，则未如砂拉越般的高调，至少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当年在联邦强势领导国阵执政的巫统，在上世纪末既已“东渡”沙巴，并执政当地多年，在很大程度上已把沙巴“联邦化”了。
至于自由派则包含大多非马来人以及城市中上层的少数马来人，大多倾向于支持希盟。保守派因选举策略的错误而落败，令他们的政界精英耿耿于怀，也就蠢蠢欲动，希望能重夺政权来取回失去的利益。保守派的草根，当然也希望巫统与伊斯兰党正式结盟后，能够再次上台来推动草根一心向往的独尊一族与社会全面宗教化议程。
因为东西马在1963年共组一国前，虽不能说没有交集，但还是在与马来亚平起平坐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往来。然而马国组建后，国家的大多实质权力掌握在西马的手中，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尤其是砂拉越民间在这方面的反弹很大，他们捍卫本身权益的情操是真实的，也值得敬佩。
有一种说法是砂拉越执政精英与心属自治或独立的草根活跃分子，可说是相互利用：前者欲以后者来抗衡来势汹汹的联邦，后者则希望通过前者一定程度上的“同声同气”，来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政治议程。
另一边厢，主要在西马，社会上的草根与政界的精英之间的相互利用，在近一年来保守派与自由派拉锯中表现无遗。在民间，尤其是主导的马来族群里，稳居乡区与城市中下层的保守派，向来支持种族优先的巫统或宗教至上的伊斯兰党；如上届大选里，就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马来选民把票投给这两党。
然而，基于地广人稀，以及民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开的社会经济现实，东马无论是在自身内部抑或相对于联邦，所实施的主要也还是精英政治，即一小撮精英分子在各自社群的簇拥下，各自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而这些精英角色之间的权力斗争，即成为政治运作的主流。
如去年自由派促使希盟政府原先考虑让马国加入有关国际战犯法庭的《罗马公约》，以及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就是希望借此来推动马囯在政治与社会运作上，更能与国际上的先进做法接轨，不料在希盟精英深恐保守派的强烈反弹下，这些努力功亏一篑。
当然，联邦方面也从不间断地从事各项分化砂拉越各派政治精英势力的工作，以力图栽培更为“亲联邦”的政治派系。作为一定程度的反击，砂拉越的政治精英也默许砂拉越民间的各项争取权益运动，作为与联邦精英谈判的政治筹码。这一点在去年希盟上台执政后，在砂拉越当地执政的各党宣布退出国阵，但又未加入希盟，看来在即将来临的当地大选里，势将与希盟在砂拉越的各成员党再决高下的形势下尤为显著。
其二是多年来大力鼓吹沙巴自治或独立的少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不但多年来在许多或亲联邦或亲沙巴的政党之间来回“跳跃”，更在如大选过后组织政府与否的紧要关头，做出错误的、被视为亲联邦的政治抉择，所以他们的公信力也大受怀疑。
（作者是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SIIA）高级研究学者）
其三是沙巴当政的精英选择更为沉着地与联邦精英磋商沙巴权益的分配，而不是如砂拉越般鼓动民众来施加压力。
我之前提过一个“两纵两横”的政治互动模式，其中两个纵向的政治对弈，即首相马哈迪与执政希望联盟实权领袖安华之间有关“传位”与否之谜，以及马哈迪与马来统治者之间不时紧张的关系，皆可归类为精英政治运作的层面，主要是涉及掌握各式软硬实力的国家核心，或高层里各个人物之间的权力对抗。
对于长期关心马来西亚时势的民众和观察者来说，目前马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的社会与政治变化，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即精英政治与草根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和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