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展览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痛苦的疏漏：对于它决定展出的犹太人才为何受到迫害，又如何存活下来，它没有做批判性思考。博物馆内唯一的三维实物展品是入口处的一块牌匾，说了一些“邪恶”和“杀戮计划”之类的场面话。这一对于大屠杀以及匈牙利人在其中的帮凶角色的暧昧态度，或者说沉默，是匈牙利令人担忧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匈牙利学者愿意同这个项目合作，令人不安的是，其资金并不透明。在媒体机构的帮助下，博物馆新聘请的退休以色列人和美国男性学者，正在重写原本与犹太名人馆的概念一样的剧本。再一次，空洞的描述和数码魔法，将被用来掩盖杀害60万匈牙利犹太人的责任问题。
英文原题：Hungary's Holocaust Simulacrum
也许这不是什么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庆祝匈牙利另一家犹太博物馆开门大吉。匈牙利拥有欧洲第二大犹太社区，但大屠杀纪念馆非常少。我们甚至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博物馆只承认STEM（编按：指科学、工程等“硬”学科）研究方面的卓著表现，而没有向世人展示其他著名犹太学者，他们的成就与进步主义思想和行动关系密切。毫无疑问，这一有失偏颇的态度是在取悦给博物馆财务支持的匈牙利政府。
但直到2002年布达佩斯一座前犹太教堂的一个小型纪念中心开幕之前，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以此国际通行的方式来举办大屠杀展览。无论如何，这种方式既不符合匈牙利民族的纪念文化，也不符合“浩劫”（Shoah）的宗教概念。
已被美国化的大屠杀博物馆还让回忆技术化，产生了没有历史物品的展出。相反，游客根据自己的兴趣，用触屏客制化博物馆游览，在大屠杀日益受到忽视之际，这是一个危险的教育战略。
过度科技化的犹太名人馆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入口处，参观者首先看到的是一楼的电脑终端。在这里，他们可选择想要知道哪些科学家的简短人生故事，然后到楼上摆在显眼处的互动板上阅读。国际、宗教和国家在大屠杀的叙事上，明显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一趋势与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模拟物”（simulacra）分类有关，而鲍德里亚的灵感来自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一篇《论科学的正确性》（On Exactitude in Science）的小故事。在这则故事中，博尔赫斯描述了一个执着于领土版图的帝国，一切灰飞烟灭，只剩下一张地图，或者说是曾经存在强大帝国的领土的模拟物。帝国灭亡后，博尔赫斯写道，土地上“住着动物和乞丐。”
欧洲犹太人灭绝的历史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达到现在的认知现状。二战后，在被苏联红军占领的国家，犹太社区在资金不足、年久失修的犹太教堂里都有一个角落或一个房间，专门用来记录大屠杀。但是，官方战争纪念馆却对犹太受害者只字不提。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
全新的命运纪念馆项目，仍然可以为大屠杀在今日匈牙利的含义和遗产，建立一种新叙事和自我定义。这应该包括不同记忆文化、专家、当地社区以及广大匈牙利民众之间的对话。
这种东欧记忆文化在共产主义崩溃后，经历了大屠杀“美国化”的根本性变化，正如德国文化研究学者弗卢克（Winfried Fluck）所言，这是一个为了让广大公众能够理解复杂的事件，而剥离复杂性的平民化过程。1989年后，美国化的大屠杀叙事也传到了匈牙利。
此外，命运纪念馆（House of Fates）也采用这一具误导性的高科技做法。它是布达佩斯的第二家大屠杀博物馆，规划立项已久，原本计划于2014年开幕。美轮美奂的大楼已经竣工多年，但展出仍未准备就绪，而其剧本就像是野人：没人正式见过它，专家从未公开讨论过它，但它被广泛相信是存在的。
（作者Andrea Peto是中欧大学性别研究系教授，匈牙利科学院科学博士。2018年，她获颁全欧科学院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文化价值观奖）
类似地，匈牙利和其他地区的大屠杀记忆也在慢慢变成模拟物，原因是包括博物馆在内的大屠杀纪念方式发生了范式变化。这一转变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公认的大屠杀作为欧洲历史道德标准的地位，对欧洲的价值观和政治会产生重大影响。
匈牙利巴拉顿湖（Balaton）北岸风景如画的小镇巴拉顿菲赖德（Balatonfured）有一座犹太名人馆（House of Jewish Excellence），里面展示了约130名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杰出犹太人，其中许多是匈牙利裔。但是，名人馆商店内并没有与匈牙利犹太人有关的东西。你最多只能买到蔻修酒（kosher wine，编按：一种按照犹太教法律要求生产的葡萄酒），或者印有爱因斯坦吐舌头照片的马克杯。
否则，大屠杀作为一个道德标准的记忆，将会成为一个正在消失的幻影：博物馆越多地把它搬到触屏上，它就变得越空洞。很快，我们就都将生活在“居住着动物和乞丐”的土地上，贩卖上有爱因斯坦朝我们吐舌头的庸俗马克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