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在香港问题上，许多德国人在媒体的引导下，形成了香港发生的事件只是单纯的民主运动的印象，再加上德国社会长期存在对中国政治状况的偏见，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声音自然呼之欲出。这种声势迫使德国政府作出回应，否则就会破坏自己在道义上的合法性，给政治对手留下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德国商界则对默克尔的阁僚会见黄之锋一事表示不满。德国《商报》认为，德国外长缺乏基本的外交政治本能，他的做法不仅不会使香港民众受益，反倒会给德中关系带来麻烦，危及中德间重要的贸易关系。西门子公司总裁凯飒也表示，考虑到德国国内的就业岗位，政府在香港话题上不应去强化普遍的愤懑之情，而是综合考虑各种立场与措施。

总的来看，德国给予香港示威者的声援，已经给中德关系制造了一定麻烦。特别是德国外长马斯在非官方场合会见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一事，不仅使得德国驻华大使多年来首次被中国外交部召见，中国外长王毅甚至取消了原定于10月对柏林的访问。有消息称，默克尔9月访华所取得的经济成果的落实也已受阻。

反映在对华关系上，德国政界不分红黑、不分左右都长期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出身东德的默克尔更是对共产党政权存在抵触情绪。她在上台后对华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人权、西藏等问题对中国多有指责，甚至于2007年在总理府会见达赖。

然而，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终究是由本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只有国家利益的实现得到保障，才有可能捍卫和输出价值观。对于德国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而言，其核心利益就是保障外贸的畅通。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良好的中德关系对德国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德国在香港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其实是德国对华政策困境的最新体现。默克尔执政以来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处理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两大因素间的矛盾。首先，德国民众在对纳粹侵略和大屠杀历史的深刻反思中形成了强烈的人权意识，不再纵容独裁者和侵犯人权行为成为社会共识。在这一价值观的驱使下，德国甚至在上世纪末打破了国防军只适用于本土防卫的传统，而派兵参与了北约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打击行动。

虽然德国政府一直强调“现实利益和价值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香港问题给德国政府带来的麻烦表明，想要兼顾这两点是何其困难。特别是在德国政府长期奉行的“Wandel durch Handel”（以商促变）政策，已经被确认失败的当下，如何既能回应国内对于捍卫人权的呼吁，又可避免损害德国的经济利益，已经成为默克尔政府必须深入思考的难题。如果简单地认为，仅靠总理和外长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做法就能解决问题，最后恐怕只会落得个两手空空的结果。

该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诸多官媒转发，林德纳俨然成为一名官方认可的网红。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自民党代表团到访北京时却遭受冷遇，林德纳甚至宣称自己的团队遭到了北京官员的“粗鲁对待”。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民党代表团不久前刚与香港泛民主派议员见了面。林德纳的个人遭遇，恰恰反映出了香港“反修例”风波给中德关系所带来的影响。

2019年4月底，德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在党代会上的一段中文演讲视频红遍中国网络。视频中，林德纳拿着一张纸条用中文念道：“社会与经济在不断变化，我们要与时俱进。”林德纳这么做的本意是号召德国政客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国际竞争，而在中国网友看来，这段话显然是对中国成就的认可。

对于以大众、西门子为代表的德国诸多大企业而言，中国是其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之一，也是最具发展前景的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已经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岗位正是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默克尔政府必须尽量避免挑衅中国。这就是默克尔在香港问题上噤若寒蝉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惹恼中国的同时，默克尔所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并没有在国内捞到多少政治资本，反而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局面。一方面，以自民党为代表的在野党纷纷攻击默克尔政府，没有给予香港示威者足够支持。例如，林德纳曾批评默克尔访华归来后拒见黄之锋的行为，自民党秘书长泰特贝格（Linda Teuteberg）也批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祝贺中国70周年国庆的贺词中，对香港问题只字未提。

2007年默克尔会见达赖后，中国明显减少了对德国产品的采购，这给德国企业带来不小损失，商界人士纷纷批评默克尔的冒失行为。经历了这次事件的教训，默克尔此后回归了现实政治原则。时至今日，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仅2019年上半年中德双边贸易额就达到了958.2亿美元，并且德国对华贸易保持着稳定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