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前院长、教授)
针对中国在非洲的建设,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的反应是贬多褒少。褒扬方认为中国建设和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和教育与医疗设备,促进了非洲制造业的发展,并能提升生活水平和民生需求,加强当地的商业消费和服务业质量,对非洲融入国际发展以及对世界和平有利。贬意报道的指责是,中国的目的不外乎夺取非洲的资源、扩大商业利益和出口市场。非洲拥有丰富的资源,包括中国亟需的石油、铁、铜、锌、锰矿和棉花等。
比起曾经殖民非洲的西方国家,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和外商投资起步较晚。根据资料,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所有外商投资中,来自中国的资本仅占5%,而中国政府的援助所占总比率更小。与过去殖民非洲的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不但处于早期阶段,直接投资持股相比英国和法国小得多。
也许中国企业可以加强投资非洲的工业领域,同时协助建立更多技职和管理培训学校,提升青年学子的就业技能和环保意识,做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目的,让非洲人更能独立自主,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中非关系正在发展和变化,据说中国企业开始时尽量多带中国工人,而现在已觉察到失业率高的非洲国家,最需要的是就业机会、技术转移。如今大部分的合同规定,项目必须雇用非洲员工的数量,以及培训当地人的程序,这对受援国社会有重大意义和长远利益。
另外的指责指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援助,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限定借贷方必须购买中国企业的产品及服务,使资金最终回流中企钱包。其中一种是以人民币形式发放援助优惠贷款,资金不离开中国,直接在进出口商账户间转移,受援国只能用这笔贷款在中国国内购买产品和服务,然后将其转到自己国家。
非洲工业化的困境
根据理解,非洲穷国最需要的其实是工业发展和就业机会,工业可以创造有实质的相关大中小服务型企业来提供工作机会。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研究指出,非洲的工业化停滞不前。1970年代,非洲的制造业占全球超过3%的比重,但是今天的百分比只有当时的一半。非洲经济增长基础过度依赖以矿产为主的原材料输出,在原材料价格下跌时,更显得非洲经济的脆弱。专家认为,没有从基础的制造业开始,非洲就难以走上现代化之路,更别想跨过高科技的门槛。
另一种名为“优惠买方信贷”,以人民币或外币借贷,通常会规定必须购买中国的设备或服务,另加受援国政府提供主权信誉担保。还有报道认为,非洲国家与中国政府商讨大项目时,细节磋商与协议的达成往往是在政府间最高级别进行。由于许多非洲领导人对自身财务、法律和经济承担能力了解不够,加上缺乏合适的专家顾问提供咨询,因此做出不恰当的决定。
但过去20年,形势大有改变,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增长了40倍,增幅较欧洲国家迅速。中国援助非洲起于1960年代,迄今中国协助非洲修建了6500多公里铁路、6000多公里高速公路、200多所学校、80多座体育场、数十座政府办公楼、议会大厦、许多大小机场、港口、通信设备等。对改善非洲公共卫生的设施,中国同样作出了不小贡献。
对此,《环球时报》提出了辩护,呼吁中国民众应当有“大国心态”,而大国就必须要尽大国的义务来实现中国的宏愿,并借此扩大本身的民生实力发展,最终给中国穷人带来福祉。必须指出的是,习近平许诺的600亿美元援助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无偿援助形式,其余大部分是贷款、专项融资、投资激励等形式。理论上,这些贷款日后都会收回,而中资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项目,收益也自然归中国企业。
对于非洲这么一个内战频繁、官员普遍贪腐无能、教育和基础实施落后,以及人民思维还停留在部落旧时代的黑色大陆来说,西方政府是几乎放弃了希望的。现在西方似乎正在撤退时,中国却向非洲推进。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对抗立场,更协助中国推动自己的全球计划,并看到了互惠共赢的机会。过去20年来,中非双向贸易额就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约138.6亿新元),增长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贸易的增长促进了非洲的发展,为失业严重的非洲制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
如此说来,中国和西方各国在非洲的角逐是存在利益冲突的。那中国政府强调的中非合作“互惠互利”又是什么呢?如果中国真要得到“新经济殖民主义”的果实,在现今由美国领头的世界多边霸权主义中,全球利益的分配必须得由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等国家间协调对非洲的政策与行动来达至一定平衡。各方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但要以谈判方式协调彼此利益,还要与世界主要的多边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亚投行等合作,以求争取协商和互相包容,才能起到稳定非洲的作用。
鉴于中国过去500年来没有殖民的历史污迹,比起曾经参与贩卖奴隶和殖民非洲的欧美各国,中国较能取得非洲人的信赖。中国也从近代历史事件中觉察到,只有平等对待非洲国家,经济上进行公平的买卖,才能创造可持续的经贸发展条件和互助互赢局面。对贫困的非洲来说,中国有着自己成功的扶贫经验,过去40年来协助7亿多农民摆脱了贫穷。借用上述经验援助和投资非洲,中国将有巨大潜能协助非洲战胜其贫困陷阱,走出实质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说,纵使中国国力过去30年来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对中国有利,但国际多边主义仍然使得中国投资非洲加大了自身的风险。非洲国家向中国借贷是中国一厢情愿,并没有其他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担保,受援国政府虽提供主权信誉担保,但还不起债中国政府是逼不来的。受援国逼不得已时甚至可以毁约,不负责履行合约条款,而债权国却无可奈何。
互惠互利与风险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人在与文化背景差距巨大的非洲人共同工作的困难也是可以想象的,通过翻译员沟通,文化鸿沟并不易解决,对非洲人的工作习性和态度固然得适应和理解,但只有通过循序渐进培训才能久见其功。的确,有美好的事情,也会有糟糕的事情,美妙的就在这其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文化关系。
债务陷阱指的是贷款方不考虑借贷方的偿还能力和实际需要,以优惠贷款诱引借贷方接受贷款,开发一些大型但盈利能力差的建设,例如港口、公路,铁路、能源发电等投资。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因为中国援助的非洲国家大部分非常贫穷落后,政治腐败,偿还能力深受怀疑,以致中国投资被看成是想深化对非洲的影响力,配合并拓展其“一带一路”项目,旨在猎取非洲天然资源和廉价劳工,使非洲国家依赖中国资金,最终因负债而不得不作出妥协,损害自身主权。这个演变被西方普遍定性为“新经济殖民主义”。
很明显地,习近平这项声明在于阐明中国有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贯附带有各种政治条件的条款,使受援助的非洲国家缺少发展自主性,并抹杀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指责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中国阔步踏进非洲,是配合其大国崛起的策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对中国的一些无条件援助项目,它们认为已助长非洲政治的腐败,而且大量放贷会导致受援国陷入债务陷阱。另外,西方舆论还批评中国援助非洲没有周全考虑环境问题,对地理条件脆弱地区的环保措施做得不足等等。
中国目前有2000多家私有企业在非洲投资,投资领域多样化,包括自然资源开采、金融、基础设施、发电、纺织品、家用电器等产业。较能创造工作机会和促进管理经验、技术转移的制造业近年来增加较快,2003年至2014年,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累计投资年增长约10%,但投资最大的领域是服务业,约占60%的比重,其余是制造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
何谓债务陷阱?
的确,非洲穷国只有老老实实从头做起,才能按部就班踏上工业建设之路。目前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努力向先进国学习和引进外资,跨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配合工业化的进程,除了加强教育的普及化和专业化之外,就是大力发展电力、通信、公路和铁道运输能力,以及海港的吞吐量和效率,而这些基本设施目前仍然严重不足。政治不稳定,缺乏亲商环境、有效率的政府和清廉公务员系统,也严重妨碍资本投入工业领域,但据说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突破。
诚然,即使风险难免,但中国介入非洲的决心坚定。在2018年9月的中非合作峰会上,习近平宣布将免除与中国有邦交的非洲穷国到2018年底未偿还的政府债务,并再增加600亿美元的援助金,旨在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改善农业和减少贫困。许多中国网民对中国大手笔援助非洲表达了不满,理由是中国仍有不少穷人等待援助。这600亿美元援助,就等于中国一年的教育、社保预算的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