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社会建设，还要提及前文所说的舆论监督。健康社会需要多元化声音。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曾说过，“冷静想想，掌声、歌颂未必真帮忙，批评、反对不是都添乱”。香港大学病毒专家袁国勇在接受《财新》采访中提到了“软信息”的重要性，软信息可以让社会和科研界提前知道流行病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舆论监督的前提是真实，而不是虚假。
笔者有一个在苏北乡镇做主要领导的同学，他从大年二十九开始就一直住在乡镇至今，不是不想回家，而是职责所在。可以这么说，医院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的后勤保障和外围配合，在抗疫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是中国南京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抗疫过程中，医务工作者被大家尊称为“逆行者”。面对病毒，他们不仅有医术，更让人敬佩的是，他们面对可能感染甚至死亡时的无畏勇气。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被民众称为“国士”，复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的走红等，充分说明了大家对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职责和面临风险的认知。
在抗疫过程中，中国社会中的多元面孔汇聚到一起，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真实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民众看到了希望。当然，必须从每一次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此，大家的面孔迎接未来时会少一分焦虑，多一分从容。
第一是此次疫情反映出的信息传递和决策问题。钟南山说，此次疫情显示出中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地位太低，没有决策和发布权，如果疫情信息提前五天发布，感染人数可能为现在五分之一。有理由相信，此次疫情过后，为了更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政府会考虑相关体制改革。
分析是为了反思，反思此次疫情中存在的问题，让未来更好。
中国官媒的报道、自媒体的描述，让民众知道了抗击疫情中基层干部的辛苦以及面临的风险。当然，也有不作为的社区工作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前两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去武汉一个小区视察，有居民在楼上大喊“假的，都是假的”，意指社区作秀。
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政策时，既要抗击疫情，又要发展经济。在保护和减轻本地经济受疫情影响方面，各地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比如苏州、浙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担当作为。
人的认识是在事情中深化的。年前，北京连续发生两起伤医事件。相信此次疫情过后，大家对医生群体的尊敬，不仅源于他们的医学知识，还有他们这个群体内在的崇高地位。
笔者无意中得知，笔者一些同事，早在元宵节之前，自发给湖北和武汉捐款，数额不菲，并且低调不愿宣传。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这是中国社会蕴藏的暗能量，也是中国的内在生命力。
疫情是一面镜子，照亮平时隐藏在人身上的光辉。顺丰快递小哥汪勇自发组织志愿者，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给他们采购急需物资。笔者身边的企业家，捐款捐物者很多。笔者所在的南京大学，几个本科生从大年三十开始自发组织征集物资支援湖北，募集和支持超过200万元的捐款。接近00后的他们，全程财务公开，事后选择低调，从他们身上看到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
在谈及中国社会对疫情的应对时，还必须提到中国社会中的舆论监督。《财新》关于疫情的系列重磅报道，成为民众了解武汉疫情细节的信任媒体，赢得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尊敬。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有一些社会精英人士，比如身处武汉的作家方方，她写的封城日记等，也成为民众了解武汉疫情发展的一个窗口。他们的报道和评论，为政府和社会了解、应对疫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与视角。
第三，重庆前市长黄奇帆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疫情反映出中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硬件和软件都不到位。中国是个大国，医疗力量必须得到进一步增强。
中央到地方层面的部署和作为，大家通过新闻都已了解。国家层面在武汉封城之后的举措愈发紧密，调集全国医疗力量支援武汉，在武汉建立方舱医院。国家还更换了湖北和武汉的主要领导，增强了湖北和武汉的抗疫领导力。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组长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中国目前的抗疫方式可以被复制，但这需要速度、资金、想象力和政治勇气。
笔者身处长三角的南京，有几个在市和区政府工作的朋友。与在区政府工作朋友交流得知，他们从区领导到中层干部，再到工作人员，春节以及这期间的周末，都是无休状态。
但是，更多的社区干部工作是非常投入的，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辛苦，还有被感染风险。他们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决策的“落地者”，没有他们，疫情的排查和扫尾不可能结束，疫情也不可能得到控制。
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中，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再到社会各界，有着各自基于自身职责和特征的表现，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汇成了中国抗疫的全景图像。收集整理这些图像，探析图像背后的逻辑，是希望从这场悲剧中总结经验教训，未来更好应对流行病等突发事件。
2020年春天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打乱了国家和个体的正常节奏，给人们带来痛苦、疑惑、伤悲。
第二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此次疫情让大家看到了社会中蕴藏的力量。社会领域的建设，可以和政府形成合力，共同应对危机。疫情中广为人知的韩红基金会，前文讲述的各类社会力量，都是社会的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