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创作出《失乐园》的英国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约翰·弥尔顿反对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发表了一篇演说词《论出版自由》，被认为是世界言论出版史上的里程碑。他认为，自由和真实必能结成牢固的同盟，“让真实跟虚假搏斗吧，有谁见过在自由和公开的交锋中有真实落败的呢？”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谣言滋长猜忌，破坏信任，诱发群体的恐慌，古今中外，社会秩序的混乱、崩解莫不伴随着数不清的谣言。
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平民时代，而人民是有限理性的，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骚乱已经很直白地表明了现代社会是多么的脆弱，民众作为一个群体的理性缺陷是如何被互联网放大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言论自由的前提与价值在当今这个时代应该重新审视，看起来似乎自由开阔的网络空间实际上挤满了各种偏见、猜忌，自由并非是信任的前提，人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共同构建信任关系，尤其是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
前两者基于自由主义价值观，信任个人，无论是放任还是辟谣，都相信人民是主动的、可以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最起码危害性不大。第三种则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信任个人，认为人民是被动的、“易感的”，会被蒙蔽、诱导做出破坏性的行为，因此要管控“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显然，第三种是把严重的谣言按传染病的思维来管理，争议颇大，尤其为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所不容。
（作者是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我们这个时代与所有时代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于，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信息传播几乎零成本，传播者也不设任何门槛，甚至不用是人类，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速度是关键，在真实和虚假还没来得及“搏斗”的时候，谣言已经在前面造成了一波影响，而真相总是徒劳地追在后面，有些时候晚点是无所谓，有些时候却干系重大。
适者生存，这一条自然法则也适用于信息的传播，我们不假思索加以传播的东西几乎总是迎合我们的本能，在危机时刻容易挤占真相、理性的生存空间，是需要警惕的。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在《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中考证，1789年7月19日，巴士底狱被攻占几天后，一桶火药纯粹因为意外爆炸，但当时，“民众只听到一声召唤：有人设计谋害第三等级了！”这一谣言迅速传开，造成了许多地方的大恐慌，促成广大市民、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大革命，崩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有意思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本身就被欧洲封建统治者视为“瘟疫”。
《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作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文化上的模因，可像基因一样在人类社会繁殖、传播。如果将一个谣言看做一个“信息病毒”，则两者有许多类似的特征。比如单靠自身无法繁殖，都需要借助个人作为载体实现复制、传播、甚至变异。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激发免疫反应，好的情况下病毒会被消灭、人体自愈，坏的情况则引发细胞因子风暴、损害人体；而谣言，好的情况下个人凭借自身的理性认知能力消解掉，坏的情况则是信以为真，激发出恐慌行为，损失或大或小。
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让世界陷入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大停摆，伴随着疫病的是被许多人称之为“信息疫病”的谣言盛行，比如飞机洒消毒水、双黄连治疗、花岗石治疗、病毒是生物武器等等。有些无伤大雅，可一笑了之，有些引发一时的抢购，有些则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角力，这场疫病最开始进入公共视野也是因为一则所谓的“谣言”。
只有对信任的人，我们才会充分授权来应对有可能造成重大动荡的“信息疫病”，相信他的目的与手段是良善的，而无论是放任、辟谣、管制，都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候选手段。
如何应对“信息疫病”或者“谣言”？政府主要有三种应对方法：一是放任，鼓励提高个人理性水平，寄希望“谣言止于智者”；二是辟谣，及时发布真实信息，让两者相互竞争，寄希望事实胜于雄辩；三是管制，管控传播平台，或更进一步，惩罚传播者。
弥尔顿提醒人们要允许犯错，《圣经》中的亚当夏娃就是因为犯错吃了善恶果，才知道有善恶。但弥尔顿忽视了，懵懂的夏娃并非真正追求未知的智慧，而是因为那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这是人类本性的隐喻。我们会受困于自己的注意力，注意那些迎合本能的信息，而忽视理性的告诫“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