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罢免制度本身就缺点颇多。四分之一的门槛如此之低，令人瞠目。后续引发的政治效应和社会撕裂，亦为未可知。高雄市议长在选举后自杀的悲剧事件，亦让人唏嘘不已。台湾民主曾自诩为华人世界的灯塔，然政治内耗不断，选举手段拙劣，更是发生了“太阳花”学生占领立法机构等一系列毁坏民主基石的恶劣事件，其民主形象的号召力已然大打折扣。

胜选之后，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趁胜追击，誓将韩国瑜赶尽杀绝，发动了罢免市长，并最终成功向韩国瑜送去“台湾首位被罢免的直辖市长”称号。韩国瑜，享受了近两年短暂的政治高光时刻，如过山车一般的声望起伏，不禁让人感慨，民意如流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势不可挡的高人气，催发的后续效应是众星捧月。依此情势，韩国瑜试图更上一层楼，挑战台湾总统大位。殊不知情势陡变，香港《逃犯条例》事件的爆发，使得两岸议题意外地代替了原本聚焦的民生问题，成了民进党选站的必杀技。在台湾民众普遍反陆的情绪下，韩国瑜声望反转直下，不仅失去了挑战大位的机会，国民党也失血过多，喘不过气。

（作者是医学博士与法律硕士、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究员）

韩国瑜的失势，不乏个人原因。自控力不强，面对个人声势高涨、众人劝进的大好局面，迷迷糊糊动了黄袍加身的心思，忘却了几个月前对高雄选民的真情实意，确实应该诟病。不过，也应意识到，类似于韩国瑜、柯文哲等一类通过标新立异，塑造出的“政治网红”式个人魅力，政治生命有效期并不长久。政治人物的根基，仍然要扎根于执政能力、道德声望、政治价值的土壤，才能够绿树长青。

国民党也自食恶果，执政期未及时纠正课纲，加之既往一贯的“丑共”政策，如今面对民进党的步步紧逼，裹足不前。进，不敢苟同于民进党的本土政策；退，不敢背上同流大陆的“罪名”。进退维谷，尴尬至极，已然成为政治上的困茧，不得脱壳，只能自缚。

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台湾普遍弥漫的反陆情绪。意识形态之争，是两岸分治以来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国民党执政时期，采选的“丑共、恐共、仇共、敌共”政策，已由民进党接棒，发扬为“丑中、恐中、仇中、敌中”政策，并通过课纲修改，不断注入每一个年轻人的大脑中、血液中。类似民族主义式的台湾本土主义，成为民进党的最大政治资产，通过不断培育和煽动本土主义意识，可以掩盖执政能力上的缺失，获得政治上源源不断的回报。

2018年，韩国瑜因与台北市议员唇枪舌剑而意外走红，以其草根、接地气、快人快语的特性和强大的个人魅力，迅速成为台湾政坛的一股政治旋风。他不仅成功吸聚高人气，一举夺下绿营重镇高雄市长一职，还依靠个人魅力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国民党，为多名县市首长辅选成功，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救星。

而民进党赶尽杀绝，也许是要彻底扼杀韩国瑜东山再起的可能。若韩国瑜通过专心市政、改善民生，与只擅选站、不善民生的民进党形成对比，未尝不能依此东山再起，再谋大位。因此，民进党在大选后不依不饶，誓将其连根拔起。

意识形态之争，已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而两岸关系，亦是台湾政治的关键议题。韩国瑜短暂的高光时刻，只是当前受到两岸关系中意识形态之争的一场个人政治悲剧。政治人物必须清楚，煽动敌视、仇恨固然对选举有效，但亦会火中取栗，更有可能将台湾拉入内耗，徒费发展的时机，或是将两岸驱向危险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