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见经已造成，对立面也业已成型，回归一代的政治疏离感显而易见，第二次回归的困难程度不能低估。
郑永年几乎否定了香港”第一次回归“的所有尝试和努力，不仅殖民制度的全盘接收，最具有实质性的法律体系不在中国的主权架构之内，而且香港的治权也不在香港人手中，港人治港基本没有实现，教育也是一大败笔。香港的政治运作缺乏妥协，导致暴力，结论是：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只是从一个英国的“直接殖民地”，转变成为英国的“间接殖民地”。
谁主香港，是郑永年这篇文章反复提出的问题。与此相对的是，郑文认为新加坡经验值得重视。新加坡成功经验只有几个字：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裡。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涉及主权和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从来毫不含糊，总是竭尽全力保护之，甚至不怕“得罪”任何一个国家。而对中国大陆的挑战便是：如何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
但他们更迫切地意识到，实现香港真正意义的民心回归、政治认同，任重道远。
除了一些文字变化和字面文章（甚至包括《基本法》），九七回归之时，香港什么都没有改变，照单全收。回归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制度上的变化）来体现港人自治，或者中国主权。各方所努力所秉持的只是香港的“法治”。
6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国家安全底线愈牢“一国两制”空间愈大》的讲话。
港版国安法与全面实施基本法联系起来，职能部门借用了邓小平关于切不要以为香港没有破坏力量、中央必须保持某些权力、必要时非干预不行的告诫，视为“一国两制”思想的原创性内涵，具有“警世恒言”意义，也是”第二次回归“的指导原则。
既然是政治问题，未来围绕“第二次回归”的核心内容仍然是政治。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还是要做更艰苦的团结、争取、转化矛盾的细致耐心工作。这样的统战工作，治港班子和参与者已经生疏很久了。
一、未来半年或一年，香港外企撤资，港人移民的数量，用脚投票的实际效果；
第四，特区公务员队伍已有新的政治要求。聂德权所谓的特区政府公务员，也是国家公务员的说法，尽管引起反弹，但这应该是新的香港政策的一个具体化，或者也是“第二次回归”的具体内容之一。
尽管张晓明以及特区政府反复强调，今后香港所有相关的立法、执法和司法行为，都会切实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精神，不会扩大打击面，更不会罗织罪名，但短期内能全盘接受和相信这些承诺的民意调查指数，未必能符合北京的要求。
再次，重整香港教育。大专院校，中小学师资队伍，中小学教材，从教育入手，包括教科书等，会有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跟进措施。
其次，收回航空权。国泰航空在去年就遭到了北京的公开指责，甚至采取禁航措施，最近在国泰与港龙合并问题上，中国国际航空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已有入场的布局准备；太古集团是否会最终出让股份，值得观察。
“第二次回归”初期的观察指标，包括：
我们可以从张晓明的讲话中，看到北京准备“第二次回归”的大致思路。
张晓明的这篇讲话，可以看出北京对香港政策的演变思路和逻辑。他特别提到了郑永年去年8月20日在《联合早报》刊登的文章，并肯定了郑永年提出的香港第二次回归的主张。这个“第二次回归”，居然成了北京治港政策最重要的决策依据。
第五，港版国安法立法以及设立执行机构之后，对“港独”等“政治病毒”，与其他暴恐活动采取“零容忍”。这方面的防范、打击、监控力度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弱。对于“第一次回归”期间，顶层制度设计缺陷，治权以及人心真正回归的问题，在长达22年的“第一次回归”何以无所作为，究竟责任属谁，没有明确交代。但改组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人事已迫在眉睫，或已进入议事日程；而这些，也是“第二次回归”政策研究的重点。
三、多数港人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一国两制”空间会越来越大的说法，更多持不信任、怀疑，甚至嗤之以鼻的态度；如何尽快挽回民意最起码的接受和认同。
只是靠政治高压和其他绝然措施，达不到预期效果。
张晓明的讲话证实，北京对香港问题的认知还是比较准确的，比如香港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困扰基层民众的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或者利益阶层固化、年轻人向上流动困难等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接受“第二次回归”的概念，其实也意味着，长达22年的“第一次回归”已遭遇到重大的挫败。如此，是否意味着，这22年，北京在香港问题上，交出的是一份白卷？留下的问题众多，又将如何解决？
首先，收回发钞权。梁振英之前公开警示英资汇丰银行，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要表态；接着，英资财团背景的汇丰、渣打都表态。这种表态自然迎合北京的政治需求；但是否反映真实的态度，不得而知。
香港又将如何实现“第二次回归”呢？大致上可以归纳出几点：
回归22年之后，一切从头再来。这不是历史补课，这是政治意义上的重建工程。
四、港独思潮被认同和接受的比例，在年轻人中会出现带有情绪性宣泄而徒然增加的趋势。
二、9月份立法会选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