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香港国安法，到底又是谁先破坏了“一国两制”。答案当然又是见仁见智，还是一个角度问题。
然而，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没有如果。回归后的恩恩怨怨，或者因因果果，乃至于谁先谁后的讨论，其实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只要“一国两制”还在实施，对它的解读分歧就不会消失。从“洗脑”到“假普选”，从“占中”运动到“鱼蛋革命”，所有的争端，无不源自于这个解读分歧。
香港的问题，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联合早报》6月8日周农建的《香港问题并非无解》按下外因，而分析内因，列出五大争拗：23条立法、反国教、占中、反修例以及大陆推出港区国安法，认定管治方的多次主动出击才是乱象之因。
同理，修改《逃犯条例》，本也是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应尽的职责所在。因此，更本质的问题，其实是对“一国”与“两制”的边界的理解问题，是施政过程的分歧问题。要解决分歧而达成共识，有赖于协商；而有效的协商呢，则有赖于互信。
评论认为，如果一开始就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五次大争拗中的四次都不会发生。这里，别的暂且不提，单就把推出香港国安法列为争拗之因这一点来看，便是见仁见智。毕竟，在因果关系的逻辑链上，任何原因必然也是结果，而另有其因。
分歧，其实是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这就是论者常说“讨价还价”或者“要价”的问题。但是，在庄严的议会中倒插国旗，在宣誓中参杂辱骂，无休止的“拉布”，显然已经超越了“要价”的位置。当反方喊出“揽炒”，街头上演各式暴力；当香港的政客（当中包括彭定康捧起的人物）公然跑到外国去祈求国外的干预；当街头运动公然提倡自决；当美国直接介入，径自订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问题显然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不可能不引起北京的警惕。
这个被中方指为“香港历史的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其任期内的一些所为，正如包括其前任在内的另一方所指的那样，“并不符合香港利益”。他的“政制改革”，起了单方面行动的先例，破坏了协商政治的实质，也破坏了中英间的互信。现在看来，正是这单方面的行动，为香港社会的不信任，为香港社会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放任之下，香港更可能的走向只会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模式。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权的港府，像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领导人那样，实施公投，“挟民意以令中央”，宣布独立；而大陆再施行反制，西方国家会以对待西班牙政府那般的宽容，来对待中国政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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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与大陆，与港府的互信从本来的“还可以商量”，到后来的消失殆尽，确实是一系列互动的结果。如若真要追本溯源，分一个先后，定个谁先出手，始作俑者，当属彭定康无疑。
归根到底，香港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台湾的问题），是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场各方实力较量，政治的游戏。
也因此，无论是在彭定康设局后的当初，还是中美关系恶化的当下，无为而治只会是一种空想。以台湾为例，如若没有大陆的软硬兼施，如若没有了大陆的牵制，如若没有大陆《反分裂法》的立法出击，台湾真的只会停留在当前的位置？谈香港，特别是当下的香港，抗争人群的年轻化，反对派夺权计划的密锣紧鼓，要无为而治，台湾其实就是前车之鉴。
去年的反修例运动，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逃犯条例》的修改，真的就那么一无是处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一个本是针对涉嫌犯下严重罪行的人，而与绝大多数香港的市民无关的条例，却突然变得似乎是人人自危的事；一个即便是在“两国两制”的不同国家间，都已存在着先例的逃犯遣返，在“一国两制”下反倒成了禁忌。分歧的巨大，可想而知。个中的成因，确实耐人寻味。
从“反23条立法”到“反修例”，表面上看，似乎都是港府先动手，是挑起事端方。然而，平心而论，这其实是香港回归后，施政管治不可避免的问题。作为管治方的港府，理论上无论是谁当政，都不应当回避施政的责任，这当然也就包括了基于《基本法》的23条立法责任。
于是，中方要恢复原状的“另起炉灶”，便成了“还原恶法”。而不信任的扩散以及社会的分化，则导致回归后的23条立法搁浅。正如《联合早报》在一篇相关报道所提到的那样：如今日回头看，才发现当时的23条草案其实相当宽松，甚至可被讥为“无牙老虎”。“如果（当年）完成立法任务，只要不出乱子，往后就不必多生枝节，社会疑虑随即一扫而空”。正可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