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是老练的商人，有时也难免失手。神州市场刚开放时，不少新加坡商人蜂拥而去，就有不少人栽了跟斗，即连一些老手也陷入了骗子的圈套，血本无归。今天的中国，法律已比较完善，外国投资也相对较有保障了。
苏州地方政府因为只拥有园区35%股权（新方占65%），所以更让其自主开发苏州新区，同工业园区竞争。因此，这个原本要作为样板的工业园区的发展并不顺利。新加坡方面的财团在连续五年共亏损约9000万美元后，不得不和苏州方面妥协，掉转股权，即中方拥有65%，新方35%。新方原本主导的70平方公里土地开发计划也缩减至8平方公里。这一来才结束了多年的折腾。
2018年6月7日，新加坡财团和安得拉邦政府正式签署阿玛拉瓦提新首府起步开发区的股东协议与特许权开发协议。新方财团由当时的星桥腾飞（Ascendas Singbridge）和胜科城镇发展（Sembcorp Development）组成。我国主管贸易事务的部长易华仁特地飞往印度，和安得拉邦首席部长詹德拉巴布·奈杜（Chandrababu Naidu）联合主持落实该项目的领导小组会议，并见证了签署仪式。
较之中国，印度显然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投资环境。在某个国家看似行得通的模式，搬到另一个文化与政情完全不同的国度，不但可能行不通，还可能以完全失败告终。
马国出现这种旋转门式政府轮替，令许多人都看傻了眼。虽然新方按照协议可以得到赔偿，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投入，转眼成空，无论如何是得不偿失。
不过一个关键的变化，是奈杜所领导的地方执政党泰卢固之乡党（Telugu Desam Party），在该年5月底的大选败给莫汉雷迪（Y.S.Jagan Mohan Reddy）所领导的YSR国民大会党，因而丧失了政权。当选新首长的雷迪显然对建新都没有兴趣，并指前朝政府征用土地涉及贪腐。建都计划顿时夭折，新加坡财团到底蒙受多少损失则不得而知。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南巡讲话，要向新加坡学习管理经验，大批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让本地各部门应接不暇，催生了两国通过合作开发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分享新加坡经验的概念。新加坡高高兴兴要与中方合作，但这个计划在落实过程中却遭遇了诸多曲折和不愉快的争执。
可以肯定的是，汲取这次惨痛经验的代价不菲。可是，有谁事前会料到，这个得到印度政府承诺注资的计划，会有如此不堪的下场！
2021年新年伊始，我们又接到另一个合作不利的消息，这回涉及的是我们的近邻马来西亚。折腾许久的新隆高铁计划告吹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政府与政府间的合作计划。同样号称双赢，结果则是双输，多年努力一下子付诸东流。可见，即使是要和关系紧密的邻国合作也不容易。
这件事说明一个道理，即便是所谓的双赢计划，过江龙也难以和地头蛇缠斗。新方缴了一大笔学费，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肯定从中汲取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有助于后来和中国其他省市洽谈合作发展项目。因此，也才有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吉林食品区、新川科技创新园、南京科技生态岛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及“南向通道”建设等新中政府之间或两国企业间的新项目。总的说，生意的事政府可以牵头，但实际谈商和项目落实，还是得交给内行和精明的商人去做。
新隆高铁半途而废，固然有冠病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因素，但多数观察者认为，更多的是和马国的利益政治有关。其实，在此时落实高铁计划，对提振受疫情影响的马国经济是有很大助力的。负责经济事务的马国首相署部长慕斯达法（Mustapa Mohamed）在其声明中就这么说，马国提出的高铁兴建新模式，原可让建造阶段提前两年进行，借此提振马国经济复苏。
按慕斯达法的说法，马方所提的新模式可为马国政府提供更灵活的融资选择，如延期付款、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以及以优惠利率获得融资的可能性。但我国交通部长王乙康星期一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给出了真正的答案：高铁告吹，主要是因为马国要求把两国原本同意，通过国际招标委任的高铁资产管理公司，从项目中剔除。
2014年，安得拉邦的一部分被分割出去，成立了一个名为泰伦加纳（Telangana）的新邦，而安得拉邦的首府海德拉巴也改为这个新邦的首府。于是，该邦首席部长决定在阿玛拉瓦提（Amaravati）建造一座新首府。邦政府最后选定新加坡财团所提呈的设计蓝图。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然而，这座令人充满憧憬的新城终究没有出现。签署协议后的一年多，即2019年11月11日，安得拉邦政府通过政令，宣布终止阿玛拉瓦提首府起步开发区项目的决定。个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关方面始终含糊其辞，外人因此也不甚了了。
一条跨境高铁线，由专业公司来管理运营，同时向两国政府负责，应该是最合理的模式。马方最终要去掉这个安排，所为何来？当然有其利益方面的盘算，外人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失败已是既成事实，覆水难收，我们只能收拾心情往前看。
商人到外国去投资，其实都得冒一定的风险。中国市场如此，其他市场也是一样，即使有政府牵头也未必十拿九稳，因为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很多地方除了商业风险，往往还有政治风险，因此，在落实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预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是几年前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要兴建一个全新首府的“宏伟”计划。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类前车之鉴，因此，有些国人最近听到星展银行收购某家亏钱的印度银行的消息时，就立即表示不以为然。然而，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任何投资都带有风险，我们只能祝星展好运。
但我们多少可以从上述实例中认识到，现实中的所谓双赢合作，不一定也不可能都是顺顺利利或必然会开花结果的。这就像千帆竞逐的大海上，偶尔发生沉船事件，虽属无奈，却只能接受。
中国、印度和马国是三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国度，投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三国和新加坡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也有很多可以取得双赢的合作项目。一个项目的不愉快或是失败的经验，无论如何不能妨碍整体合作的持续，否则就是因噎废食。
新隆高铁合作项目肇始于马国前首相纳吉主政时期。那阵子，纳吉意气风发，又有谁能预见他会在大选中顷刻间倒台，更没有人会想到，90多岁的马哈迪会重新上台，翻转前朝的政策。但老马转眼间又被搞下台，出现了黑马慕尤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