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危机管理中，卫生防疫能力和环境治理、减排能力已成为考核各级官员的重要指标。在冠病疫情不断在中国各地死灰复燃，以及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形势下，如何管理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气候危机，是中共各级官员所面临的长期挑战。
中国聚焦
而危机管理能力是比经济发展能力更难培养的能力，因为危机并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常态化存在，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经历危机。因此，政府官员对于新的考核指标，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把主要战略目标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经济增长相关的绩效考核从此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官员选拔的重要标准，GDP增长率也因此构成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政绩的关键考核指标（KPI）。在这样的选拔体系下，各省市各部门展开了有关经济数据增长的激烈竞赛，数据出政绩、数据出高官，成为一段时间中国官场的重要特征。
时过境迁，在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逐步迈入“新常态”的阶段以后，单纯的经济数据增长自上而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开始强调包括危机管理在内的各种治理问题，官员的危机意识日渐强烈。
然而，须要看到的是，冠病疫情尚未消失，中国一些省份在最近一段时间重新发现了一些新病例，同时全球各国的防疫形势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形势处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谷。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再次强调应对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告诫各级官员，危机尚未结束，危机管理能力仍须不断加强。
中共二十大将于明年召开，有关高层人事变动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国际观察家有时过分聚焦一些具体岗位的人事安排，却忽略了近些年来中共干部提拔过程中，考核指标体系所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
在相当长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考核任用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核心指标，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贸易、投资、生产和就业等相关经济数据。这被外界认为是导致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政治推动力，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腐败、社会不公等严重治理问题。
2019年年底暴发的冠病疫情，更成为一只震惊世界的超级“黑天鹅”（也有人认为这其实属于“灰犀牛”，因为世界范围的流行病风险自2003年沙斯暴发以来，一直居高不下）。中国政府和军队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较为出色的危机管理能力，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在国内的蔓延并恢复了经济增长。这与近些年中共领导层强调危机意识、提升官员的危机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
官员考核指标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发展阶段和理念的变化；中国正经历从“增长模式”到“安全模式”的转变。正如电脑开机时为了防范系统错误等风险而进入安全模式一样，中国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须要进入“安全模式”来应对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内风险，也包括国际风险，既有“黑天鹅”，也有“灰犀牛”，既有传统政治经济领域的风险（如金融危机、军事冲突等），也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如流行病、气候变化）等。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美中关系日趋紧张，两国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愈演愈烈，中国各级官员开始感受到国际关系领域里爆发“黑天鹅”“灰犀牛”的可能性。特朗普的贸易关税、印太战略、对访美人员的限制等，都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想象的。
2015年爆发罕见的股灾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强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黑天鹅”（指可能性极小但一旦爆发，会造成极大损失的风险）、“灰犀牛”（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些较为陌生的风险管理术语，开始进入中国官员的词汇表。此后，中国金融领域里所爆发的P2P平台大规模爆雷事件、巨额债务导致的公司破产等，验证了培养金融危机意识的重要性。
自2019年中共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对官员的考核指标逐步由经济增长向治理中的危机管控能力转移；而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暴发和气候变化等生态危机的加剧，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转变。这种转变将会给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