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仍然相信货币政策的优越性。当名义基准利率来到“零区间”时，量化宽松，或所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取代传统的利率政策。央行想出了各种奇特的“传导机制”，通过这些机制。它们交给债券卖家的额外现金将流入实体经济，而忽略了大部分现金被用来补充耗尽的银行储备或置换金融资产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将通过削减开支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些金融圣骑士从未或很少承认，他们在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勉强承认，它在2010年鼓吹的削减开支“可能产生了比预期更大的负面影响”，是最接近承认错误的一次。这就是这个金融界的堡垒所能做出的最接近认错的举动，而我们对它的期待也仅限于此。而且，与几年前还大行其道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所造成的破坏程度相比，这个道歉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鉴于我们正遭受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复苏政策也必须解决供给问题。换句话说，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补救方法，即花钱请人挖坑再填坑，是不够的。虽然任何直接刺激需求的措施，也会通过增加国民收入间接提振供给，但供给侧反应的严重滞后有可能导致通胀。出于这一原因（如果不是其他原因），对新产能的投资应成为任何财政刺激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文原题：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
事实上，西方政府应对疫情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针对性。决策者更喜欢大规模封锁和让员工暂时休假，而不是像许多东亚国家那样，通过开展技术上可行的大规模测试、溯源和追踪系统，来让人们继续工作。
这一当务之急反过来将引导决策者关注未来经济所需要的供给的性质。鉴于自动化和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任何后疫情时代复苏政策，都应着眼于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周期性稳定。
我们须要讨论的第二项重大议题，是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在英国，自2020年3月以来，量化宽松政策扩张与预算赤字的增加完全一致。当英格兰银行在过去一年一直充当财政部的代理人时，人们对英格兰银行独立性的看法及其通胀目标的可信度还能否维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便成为唯一的选择。我们急需新的宏观经济框架，包括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实施规则，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现在大家终于醒悟了。在缺少财政刺激措施的情况下，后冠病时代的欧洲和美国经济，预计将在2020年以二战以来的最高速度萎缩，失业率也有随之上升。如今，休假计划即将结束，各国央行也说就快弹尽粮绝，这意味着它们没有能力让债券持有人对得到偿还保持信心。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尽管货币扩张和财政紧缩的组合并未带来预想中的复苏，但当冠状病毒疫情在2020年暴发时，人们对货币疗法的信念仍然坚定无比。这使得各国政府无法认真考虑将数千亿的新量化宽松资金，投向实体经济中仍在营运的领域，而不是给数百万人放几个月的带薪假。
例如，在最近的访谈中，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保罗·塔克（Paul Tucker）说：“现在应该把货币政策置于财政政策之后。”其他央行官员、财政部官员，以及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也持同样观点。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1
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比货币政策威力更大（因为针对性更强）的宏观经济稳定器，还在于政府是除了金融体系之外，唯一具备资本配置能力的实体。如果我们不愿意完全按照财政逻辑来投资技术和基础设施，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所谓的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任务导向”（mission-oriented）的公共投资策略。
疫情为公开讨论这些问题提供了机会。但愿这场讨论能够取代长期以来左右我们经济命运或不幸的内定和幕后谅解的体系。
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许多人认为，宏观经济稳定完全是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事，应该由独立的央行通过利率政策锚定目标通胀率来实现。这来自一个正统观念，即只要通胀受控，经济就能实现周期性稳定。财政政策应该是消极的，如果减支能增强市场信心，甚至应该是紧缩的。
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已发生非同寻常的变化，部分拜2019冠状病毒疫情所赐，旧正统正在发生新演变，但尚未有人认识到这一演变的影响，或此前的传统确实存在问题。
如果政府要成为积极的宏观经济参与者，我们就须要弄清楚央行应该如何，或是否应该恢复其传统的角色，即遏制财政过度行为。但是，财政规则本身也必须作出修订，既允许采取更积极的反周期政策，也让政府在资本配置方面起到比目前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