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两年内市场将逐步修改预期升值率至每年3%至5%，进而造成企业和雇员“定价行为”的相应调整，以至于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将逐步下降至零。以一两年出口增长下降，来换取远低于5%至7%全球通胀的2%国内通胀率，应是新加坡的不二之选。
对于“输入性通胀”，新加坡可采用一直行之有效的汇率升值策略。比如说，若预期的全球通胀率为每年5%至7%，可将新元兑一篮子货币汇率，每年升值约3%至5%，以至于以新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每年只升约2%。若当局也能把“内生性通胀”控制在现今低位，即使全球通胀已升至每年5%至7%，新加坡整体通胀仍可停留在每年约2%附近。
然而，由于市场对现今新元的“预期升值率”顶多为每年1.5%，以至“预期之外升值率”在未来一两年，将为1.5%至3.5%；而影响新加坡出口的正是此1.5%至3.5%预期之外的升值率。因此，为了确保新加坡整体通胀率能在每年2%左右，新加坡须忍受这一两年的出口增长轻微下降。
新加坡对策
第二步是以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的“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解释美国和全球经济已被锁死在“中高通胀年代”：上述的首轮“实际通胀”急升，已造成“预期通胀”的跟进上调，以至企业和雇员均要求提价，以避免其“实质价格和工资”被通胀蚕食；而企业和雇员的补加提价，又会使次轮“实际通胀”停留在高位，后者又使到次轮“预期通胀”停留在高位，如此这般，“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每年均会居高不下。
同时，当局也须维持温和的货币增长率（2%＋实质经济增长率），避免为上述“向上螺旋效应”提供柴火。比如说，若出现大量资金流入，当局应在新加坡货币市场吸走这些流入资金所做成的额外货币增长，即使这意味新元升值率短期内或会偏离3%至5%的目标。
文章继而以下面所述两步，解释为何得出此“中高通胀年代”的推论。
该理论也指出两个影响“实际通胀”的因素，第一个是经济和劳工市场景气所造成的额外通胀或通缩压力；第二个因素就是上述“预期通胀”的影响：即“预期通胀”的跟进上调，会促使企业和雇员要求提价，进而支持日后“实际通胀”在高位浮沉。
（作者叶秀亮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叶晋扬是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及管理系本科）
现在讨论鲍威尔如下一个重要政策失误：由于经济理论基础有限，鲍威尔只是一直强调，在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期，美联储会加息以阻止上述第一个因素（经济复苏）造成通胀上升。律师出身的他并没有足够的经济理论研发能力，观察到前述期货炒卖、疫情和产业链问题所造成的首轮通胀急升，会透过上述第二个因素（预期通胀），将美国和全球经济推向现今的“中高通胀年代”。
虽然这些期货市场的巨额买入，纯属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大户企图用借来的“超发货币”炒作获利，但已造成运费和原材料价格暴涨，继而造成近双位数的生产物价通胀率，并开始造成消费物价通胀率的进一步上升。
根据上述理论，由于“预期通胀”已被上调，除非美国总统、美联储和美国国民肯接受降低货币增长率所带来的至少四年至六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否则美国和全球经济将会被锁死在上述的“中高通胀年代”。因此，即使鲍威尔在美联储真正的经济专家的压力下宣布加快加息，也只能阻止美国迈向更高通胀的恶性循环。
为防此情况出现时手足无措，当局宜在事前预先制定应对方案。比如说，在现阶段宜先让新元升值2%至4%，以让市场的“升值预期”和“定价行为”有一段热身期，以应付可能更高的升值率，然后因应情况发展，判断新加坡所能承受的最高新元升值率。
此外，疫情和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局部产业链中断、芯片和其他半制成品短缺、运油卡车和货柜车司机短缺、美国货柜码头挤塞和航运价格暴涨，也加大企业提价的压力，以至诸如雀巢、可乐、百事、卡夫亨氏、保洁、舒洁、好奇和高洁丝等品牌，均宣布须持续上调旗下产品价格，以抵消成本上涨。
在研究对策前，须指出“整体通胀”可分为“输入性通胀”和“内生性通胀”两个部份。前者是指全球通胀通过新加坡进口渠道所造成的通胀；后者则是指包括内部需求和劳工市场景气、内部资产价格上升，或其他内部因素所造成的通胀。
与“预期通胀”相互作用
第一步是指出如下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通胀传输渠道：即量化宽松所造成的大量货币超发，已造成当时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各类农产品、煤炭和各类资源期货市场的炒风，并已传导至相关的现货市场，造成石油、天然气、煤炭、塑胶、铜、铁、钢、其他工业用金属、纸浆、棕榈油、大豆油、树脂等现货的价格急升。
最后，若全球经济只进入5%至7%的“中高通胀年代”，上述的升值政策应足以协助新加坡应付未来挑战。但若全球经济迅速进入9%至10%或更高的“高通胀年代”，要新元即时以每年7%至8%或更高的幅度升值，不但难度大，也会产生不良后果，原因是“预期升值率”和市场“定价行为”不能跟上，以至会造成出口和经济大幅下滑。
鲍威尔政策失误
又比如，若日后真的出现较高的物价和租金升幅，以至于不得不容许工资跟随上涨，政府可透过带头行动，鼓励企业将这部分加薪定为“可变动工资”上调，而不是“基本工资”上调，并在总偿债率（TDSR）条文中，明确规定这部分可变动工资上调，只有少部分能被用作计算总偿债率的收入。这么安排的好处，是一方面容许受薪阶层的实质收入不被通胀蚕食，另一方面又可切断上述房价和租金－物价－工资相互推上的恶性循环。
在去年11月12日的《联合早报》文章中，我们已指出，虽然冠病疫情期间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使2020年3月的全球股市由沽空基金引发的暴挫大幅反弹，并阻止了其后的全面性金融风暴、消费及投资萎缩和经济大衰退，但也指出量化宽松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后续政策失误，将把美国和全球经济推向“中高通胀年代”。
此外，提供更充足的组屋供应，保持新组屋售价较低升幅，甚至提供价钱和品质在组屋和私宅间的公营房屋新品种，也有助降低发展商利用组屋和共管公寓者的购买力，作为推升私宅房价的动力。
因此，新加坡也须慎防房价急升或房市泡沫，否则仍阻止不了新加坡进入“中高通胀年代”。要防止房市泡沫，当局须在房价出现上升势头的“孕育期”就祭出压抑房市措施，否则会导致房市进入房价越升越急的泡沫“发展期”。
如前所述，新加坡的“内生性通胀”仍占“整体通胀”的四至五成，所以控制内生性通胀也相当重要。在新加坡，最易引发内生性通胀的是更高的房价升幅。原因是后者会造成租金上升，继而引发“租金—物价—工资”的向上螺旋效应；而更高的租金、物价和工资又会反过来支持房价进一步上升，造成房价和租金—物价—工资的相互推上的恶性循环。
由于新加坡属开放小型经济体，大部分消费品、生产机器和原料均来自进口，所以“输入性通胀”部份会比较大。但由于厂房或铺位租金、工资及国内服务业均和“内生性通胀”有关，所以后者的比重也不如坊间所相信的小。根据我们对相关数据的检验，两者的比重应在六四比至五五比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