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为人父母的责任是没完没了的，两人必须兼顾事业与家庭。为了缓一口气，诸多上班族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聘请外籍女佣照顾年幼小孩、打理家务，这种现象在新加坡极其普遍。雇主与外籍女佣住在同一屋檐下，文化上与期望上的差异，难免导致彼此之间产生摩擦甚至反感。笔者的家庭曾经聘请过女佣，所以对这话题并不陌生。
不少女佣抵达新加坡时属于桃李之年，尚未承担家庭义务，思想较为不成熟，其中有些甚至抱着在新加坡“度过短暂假期”或“度过蜜月时期”的心态，根本不把工作放在心上。好几年前，笔者的亲戚曾经聘请一名外籍女佣，工作六个月就无缘无故要求回国。笔者的亲戚尝试说服她留下，后者却把雇主的劝导当作耳边风，态度强硬，使得前者无可奈何地掏腰包订机票以满足女佣的要求。雇主的经济损失不容小觑，既须缴付飞机票，也得缴付女佣中介不可退还的费用。对中产阶级家庭而言，这笔费用并不小。
随着现代社会的数码化，绝大多数的年轻外籍女佣拥有至少一个社交媒体账户，以便与亲戚朋友联系。表面上看起来这没问题，实际上外籍女佣很可能从社交媒体平台结交“知心朋友”，在固定假日与其会面，耳濡目染，受到这些“朋友”的负面影响，开始质疑自己的雇主。更恐怖的是，一些外籍女佣甚至在雇主家中拍照并晒在社交媒体。这样的行为仿佛一个陌生人侵犯了雇主的隐私。
近几年，本地雇主虐佣的案件偶尔见诸报端，包括《联合早报》于2021年6月23日报道一名女雇主活活虐死女佣，被判监禁30年的案件。该报道描述女佣受折磨至死，实在骇人听闻。人力部就该案件做出回应，当局正着手探讨加强监管，安排随机家访，视察女佣是否适应工作和生活环境，旨在预防外籍女佣被虐事件重演。
当然，雇主也不可排除女佣虐待年幼小孩或年长家人的可能性。有些雇主为了防患未然，在家中安装闭路电视，监视女佣的行为。有些社会人士认为这侵犯女佣的隐私，但从雇主的角度，这很可能是他们在繁忙工作时，唯一确保至亲安全的举措，是给自己的一颗定心丸。
时至今日，冠状病毒仍在肆虐区域国家，包括本地外籍女佣的来源地，导致女佣无法抵新受雇而出现僧多粥少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本地雇主处于劣势，而有些外籍女佣仗着本地市场闹“女佣荒”而显露嚣张的态度，要求提高薪金，或者表现懒散的工作态度，甚至威胁跳槽换雇主。有些雇主为了避免麻烦，允许女佣跳槽。然而，女佣可能同样给新雇主添麻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雇主聘请女佣之前应该三思而行。同时，我们应该平衡看待雇主与外籍女佣的相对关系及位置。
也许很多人认为聘请女佣是一种特权，既能给全职父母减轻负担，又能成为年幼小孩的好伙伴。然而，事实证明这并非如此。聘请女佣可谓冒着风险，雇主在初次的会面或面试中，无法充分了解外籍女佣的个性与生活背景，反之亦然，而雇主往往凭着良好的第一印象聘请女佣。谁知女佣受雇后可能展露真面目，或者态度彻底改变，颠覆了雇主的家庭生活。我们也不能忽略雇主聘请女佣的诸多沉没成本（Sunk Cost），如海外及本地的女佣中介服务费用，加起来起码有几千元。
人力部的举措的确值得赞许。然而，笔者认为虐佣的雇主少之又少，属于一小撮害群之马；而在维护外籍女佣的同时，雇主的权利及其所面对的雇佣问题，也应该受到关注。为此，笔者发现本地有些外籍女佣惹是生非，不畏挑战雇主，例子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