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就很自然地连接到了第二点：欧洲各党，只要它有执政诉求，都不得不面对民众，在“如何使欧洲文明中人人羡慕的发达经济－高福利－稳定社会的优势，继续得以保存”这份考卷上写下自己的思路。
到现在为止，欧洲大国的“前选举战”已经出现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党派之间开始强调差别；二，即使是左派党派，也开始意识到，把蛋糕做大比一味地追求平分更加重要。
从稍长远的视角来看，随着若干非西方国家的经济腾飞，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所积累下来的结构优势开始受到挑战。欧洲如今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根源是：那些曾经让他们站在世界前列的发展模式，已经渐渐到了瓶颈。
到现在为止，欧洲大国的“前选举战”已经出现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党派之间开始强调差别；二，即使是左派党派，也开始意识到，把蛋糕做大比一味地追求平分更加重要。
当然，这样的提议仍然是有“左”的色彩的，社会民主党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政治光谱。但起码迄今为止，很多人担心的“提高税收以增进国家福利”，并没有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卖点”。社会民主党的左，更多地体现在它在尽量巩固和最大化它的基本盘，也就是德国产业工人的利益。
有报道指出，社会民主党将在3月提出一项法案草本，提议在多种收入的情况下，每种收入的税收最高为500万欧元，同时提议定下企业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最大收入差距比。
党派之间开始强调差别，突出特色，并宣称只有落实本党理念和施政，社会才能得到改善（比如较右政党渲染保守价值观和本土文化的联系，较左政党则在社会公正平等上大做文章），本是选举前夕的“保留剧目”。但2017年的状况同以往相比又有一些特色。
实际上，“左”“右”原是为了方便概括，人为贴上的标签。但现在局势渐渐明朗：即使是欧洲选举，也已经逐渐到了“高喊价值观，不如把自己的蛋糕做大”的地步。
而施潘恩则赶紧表示：2015年8月底默克尔说出那句著名的“我们能行”，就是因为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的相逼，而在德国风行一时的“欢迎难民”的文化，也是时任社会民主党党主席的加布里尔当年在联邦议会大吹大擂力推的政策。
“转型”的努力自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比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推行了福利政策改革，以至于很多人说他是“身为左派（注：施罗德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传统政治光谱划分中是左派政党），做右派的事”。时逢大选年，2017年1月刚把党魁换成马丁·舒尔茨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出信号。与施罗德动某些人奶酪的“节流”做法相比，他们更在意“开源”。
欧美以外的人惯于把欧美看作一个整体，可是，经过过去几年，尤其是一直延续至今的难民危机，欧洲同美国的关系已大不如前。虽然欧美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是盟友，但某些微妙的变化已经不仅限于暗潮涌动。
因此，当全球化的浪潮对一些西方国家形成冲击，威胁到本地工人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德国的产业工人恰好从全球化中收获颇丰。是以，当其他西方国家的左派（比如英国的工党），强调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和中产阶层之间的鸿沟时，德国的左派要做的是通过巩固产业工人在“中产阶层”中的地位，来巩固以工业作为强大后盾的德国福利。
接下来，施潘恩又巧妙地用一句“对他来说，雅典的政府比德国纳税人更加亲近。依照他的意思，德国人辛苦存钱，是为了给意大利的银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既强调了他所代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为“德国纳税人”和“辛苦存钱的德国人”打抱不平的，又强调了己方同社会民主党间的“差距”。
2015的难民潮到了2016年终于演化成难民危机，而难民危机又引发了欧盟的危机。在整场危机里，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庙堂之上”同“江湖之远”间的真诚交流越来越贫乏，而“庙堂之上”的口吻惊人地一致。
继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后，欧洲也要迎来“选举年”了：德国、法国、荷兰几个大国都将于2017年举行换届选举。
难民危机和欧盟危机逢上大选，逼得各个党派不得不自己端梯子下台，从崇高而略嫌飘渺的价值观谈话中暂时离场，开始考虑一些“接地气”的话题。选举的压力，迫使各个党派为拉住选民，从之前的没有人愿意做“恶人”，到现在不得不纷纷体现出自己不那么“博爱”的一面。
舒尔茨的前任加布里尔曾任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多年。2016年11月还“带着任务”访问了中国，但他刻意强调中德价值观区别的做法，使他此行坐失大笔交易良机，德国舆论界——包括《明镜周刊》这样的老牌主流西方价值观的媒体，顿时一片骂声。
《明镜周刊》更刊出长达数页的专稿，从其人格和经历开始，系统分析和讽刺加布里尔不切实际，有辱使命的做法。此后不到两个月，加布里尔就被党内推下党魁宝座。中国之行，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此外，欧洲国家固有的社会问题，经过难民危机加快发酵，已趋近了“如鲠在喉”的地步。问题累积起来，使得本年的欧洲大国选举对欧洲的未来，有了相较于往年更为重大的意义。难怪有学者指出，欧洲未来何去何从，系于德法荷几个大国选举的结果如何。
然而不久前，风向开始偷偷地转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表明要加快遣返不能通过审查的难民。德国政府推出了公共场合禁穿布尔卡的政令，似乎全然忘记就在一两个月前，德国电视一台的辩论节目还就“是否应该容许女性着布尔卡上街”展开辩论，辩论内容包括“禁止布尔卡上街是否有违民主”“穿戴布尔卡是否是女性自由选择”“布尔卡是否能代表某种中世纪的价值观”等同民众的担忧相比略显形而上的问题。
而德国的产业工人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人的情况又不一样：在以制造业为经济命脉的德国，产业工人的失业率并不高，德国强大的出口工业，反而给工人提供了衣食充足的保证。
施潘恩同时借此机会，索性把德国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巨额援助推到对手身上，指出现任社会民主党主席马丁·舒尔茨曾担任欧洲议会议员达15年之久，并且从2012年到2017年被推选为党主席前，一直是欧洲议会的议长。其义不言自明：舒尔茨同布鲁塞尔非同寻常的关系，使他更关心欧盟整体（也就是别的国家），而并非德国本国民众的利益。
很多媒体开始陆续报道人们早已心中有数，现在却幸得政界亲口承认的事实：无上限无控制地接收难民是个错误。
所以，与其以为本次美国大选为欧洲大国的大选定下了基调，不如说美国大选成为欧洲大国选举的一个绝好参照。无论是传统大党，还是虽属新晋、但对选举也有所求的小党（比如德国的德国选择党和法国的人民阵线），从选举战到最后的选举结果到新总统上位执政，都从美国大选的全过程看到了一些值得揣摩的东西。
比如《世界报》在采访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团成员施潘恩时，就质疑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试图控制难民数量，遣返难民的行为并非主观自由的决定，而是面临选举压力不得不作出的“修补”。言下之意，当然是默克尔之前的难民政策是一项需要“修补”的错误。
如果说几十年前，非西方国家还可以对西方国家见贤思齐。如今，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都已无“榜样”可以效法。曾经让欧洲骄傲而安心的某些东西，如今已到强弩之末，新的模式又尚未产生，这种对于未来的茫然感，并不是他们所熟悉的。
各个党派为拉住选民开始变脸
作者是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全球化管理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