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学者布迪厄的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革命比较容易地促成“经济资本”的重分配，但在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却不容易获得立竿见影的成果。那些“旧贵族”完全有理想鄙夷新兴的“土八路”或“土豪”，而这种冲突对立，在50余年前在大陆导致了反右与文革，到了现在，以昔日皇民阶级的后代为内核的台独运动者，还在以“转型正义”为名进行历史清算。

从韩毓海的角度来看，吴叡人的主张是切切实实的“反革命的思潮”，虽然尼采与韩毓海对这种反革命思潮都是鄙夷的，而吴叡人与许多“失败的阶级”成员，却不由自主地耽溺于这种“人道主义”“悲剧美学”。

不过，龙应台未曾轻言后退的人道主义与经验主义立场，仍是包括韩毓海等左派学者所必须回应的。而其回应，必然得是革命与进步最终将意味着什么？其答案其实也已经给出，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纷纷工业化、现代化的共同体，而不是少数已开发国家控制全球的“民主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体。

他或许没兴趣批评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河》，但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这本煽情的著作。在我写这些字的6月4日，对于他的这段话当还会有更多的联想；但是当看过高富贵（Richard Gordon）等人的著名纪录片《天安门》，对当时的整个时势背景多了一些了解，又从接触到的地方民运领袖听闻他“那时正在接触省军区领导人，希望他们声言中立”，我对轻率地挥舞道德的大棒，以此自显清高，已经失去了兴趣。

（作者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最近在“观天下讲坛”谈论马克思主义时，提到在阶级斗争中失败的阶级，“总会利用手里掌握的文化软实力，去瓦解、侵蚀、打击胜利了的阶级”，并引述哲学家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论点，指出这种“失败的阶级在文化上的反抗”，就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这种以基督教、人道主义、经验主义为名目的失败者的反抗……铸成一种反思革命的思潮，它迫使战胜者忏悔，而战胜者的失败，就是从他们的忏悔开始的，战胜者和革命者从此抛弃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基本观点。”

尼采的这段话，倒是启迪了中生代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吴叡人。他在《贱民宣言》中说，台湾的“命运是被帝国挟持，成为帝国争霸的棋子”，而“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之一，是作为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贱民阶级之一员，我们……见证了国际政治中牢不可破的现实主义真理，以及所有无视于这些贱民处境的理想主义宣称与道德教条之伪善……台湾悲剧的道德意义之二是……贱民永远面临的毁灭阴影使他渴望生命、渴望存在……这种疼痛而清醒的生存欲望，是一种向无意义的残酷现世要求意义，要求承认的欲望，那是贱民追求‘自由’的形式”。

台湾这一波对“民国”的历史清算，与中国大陆近期针对“慕洋犬”与“民国粉”的意识型态“拨乱反正”几乎同时发生。虽然大陆的“左”和“右”，与“台独”三者之间是彼此对立的，但最受鄙夷的一方可能还是台独；而台独的嚣张，也更倾向于促成台湾的统派与大陆的右派，都向大陆略偏左的官方意识型态靠拢。

例如昔日是备受大陆右派礼赞的龙应台，在新时势下也只能炮口对准蔡英文政府，质问其“野蛮有没有限度？”并在德国之声的访谈中指出，“大陆无须动手，台湾前景堪忧”。

最终让贱民得到解放的，是“被迫向善，这是贱民的道德系谱学，奴隶复仇的另一种型态。所以贱民所能期待的解放，不是结构性的解放，而是精神的自我强韧，以及尊严的自我修复。还有蓄势，为不可知的未来历史蓄势，当帝国突然崩解，或者当帝国挥军东指……为自由蓄势，或者为有尊严的死亡蓄势”。

吴叡人声称，“贱民的困境强迫成就了道德的民族，然而困境的道德意义不会终结困境，道德主义也不会解放贱民。在帝国强权眼中，贱民困境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它属于某种悲剧美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