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据、科技与金融的深度结合，阿里巴巴、腾讯等超大规模互联网科技企业，在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旗号下，利用平台优势低成本获取数据，并在数以亿计的用户平台上，以极低的成本违规监管套利，利用市场优势排斥同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非理性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如若不采取有效防范举措，确易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大国金融发展的一般路径演绎来看，中国正处在由金融业务发展的量能积累，向更高层级突破的敏感时期。这段时期也正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但释放渠道与化解能力受到一定约束的关键时期。中国在金融创新与开放过程中，尚未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管理复杂金融系统与前沿金融科技的能力。
这种无抵押的信用贷款加上超过100倍的杠杆率，无异于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巨型金融炸弹。一旦上市之后被引爆，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冲击将前所未有，极有可能触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如上所述，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平台公司握有海量数据，这是其傲视传统金融机构的最大资本。2019年，它处理了110万亿元人民币的支付，比中国以外最大的在线支付平台贝宝（PayPal）高出近25倍。
梳理一段时期以来平台公司无序扩张与金融风险点的问题本质，除了有关参与主体的败德行为是重要原因之外，也与多年来未能解决的金融需求与监管服务之间的不匹配不平衡不无关系。在不完善的金融供给体系下，平台公司的非理性繁荣的背后，往往是各种通道与套利支撑的结果。
平台公司缺乏政府规制下的无序扩张，当然极易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应当在厘清企业行为边界的基础上，以前瞻性预期监管赋予互联网科技企业一定的行为空间的同时，引领平台公司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蚂蚁金服本质上是一家借助互联网和科技力量进行放贷的金融机构。它比传统的商业银行更能通过科技力量，计算客户的金融风险和偿债能力，且获利能力高于商业银行。其小额贷款年化利率在10%至20%之间，信贷便捷且不需要抵押物。
阿里巴巴的实际控制人早先几年即宣称，阿里巴巴已是一个经济体。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已将触角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信息安全。
但是，以蚂蚁金服等为代表的超大型平台公司，长期被视作互联网科技企业，且上述企业长期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借口，拒绝向央行等监管机构提供核心数据与相关金融信息。
在海量数据和领先科技的支持下，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超大规模平台公司，比传统商业银行更能了解用户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信息。并基于该用户所购买的物品，可以非常便捷地计算出他们的收入等级，以及他们的习惯、偏好和生活方式等。
遗憾的是，类似蚂蚁金服这样的金融平台公司，其金融业务扩张长期处于中国金融监管的域外之地，这是特别值得监管层深思的。
在外国分析师看来，蚂蚁金服已是世界上最集成最领先的综合技术金融平台：集Apple Pay的离线支付，PayPal的在线支付，Venmo的转账，万事达卡的信用卡，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消费者融资，iShares投资，还有为了更好的评估的保险经纪公司于一身的融合平台，全部集中在一个手机应用中。
最近10余年来，得益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中国经济与生活加速迈向全面数字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革命引发的商业模式与金融生态变革，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支付习惯与场景应用甚至风险管理。中国相关产业在深受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同时，也正在发生不完全以政府规划为指标参照的变化。
二、监管机构对平台公司潜在的金融风险有预估但缺乏核心金融信息，导致不知道风险究竟有多大以及风险何时可能引爆。
三、平台公司握有海量数据与领先科技优势且擅长“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导致监管层面临监管本领不足，乃至不知如何监管和从哪儿监管。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对包括蚂蚁金服在内的大型科技平台公司进行监管约谈，并提出了相关整改要求。市场监督部门结合前期的反垄断调查，对有关企业实施罚款处罚，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监管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关注点，依然在传统金融领域，缺乏对超大型数据科技平台金融风险的前瞻预警与适配监管。
一、平台公司金融发展远远超出监管层的预期，其金融业务扩张长期处于中国金融监管的域外之地，显性与隐性风险极高。
平台公司金融监管的短板
这从最近几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的内容与结构可以看出，以《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为例，在20个专题中，尽管新增了主要经济体应对疫情的财政金融政策梳理、大型企业风险监测、信托、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数字货币等专题，突出了冠病疫情防控和宏观经济逆周期调控政策，对金融风险防范的挑战。
因此，对于平台公司的金融业务发展及其监管，无论是监管范围的覆盖，还是核心数据信息的管控以及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都存在不少盲区和不足之处。
但主要关注点依然在传统金融领域，特别是大型企业违约风险上。对超大型数据科技平台的金融风险关注度较低，也缺乏前瞻性风险预警与适配性监管举措。
在一般情况下，该平台仅仅是每月向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提交一次精简交易记录，而且主要是汇总数据。甚至在接受监管约谈之后，依然只表示愿意分享一小部分数据信息。这使得监管部门无法通过充分的信息和完整的数据，进行有效的风险判断，导致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人民银行（央行），也不知道蚂蚁金服的金融风险究竟有多大，以及潜在的风险何时可能引爆。
平台类科技公司不断涌现，腾讯、阿里巴巴等平台公司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目前，中国国内应用前10名中，腾讯系占四席，阿里系占三席；阿里巴巴拥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60%的份额；微信支付与支付宝占中国移动支付市场90%以上的份额，赢家通吃的格局愈发明显。
尤其随着金融科技（FinTech）的兴起，让市场主体对技术改变金融产生了新的希望乃至强烈预期。但是，金融科技本身也是双刃剑，在金融科技场景下，整个金融的资金流量和流速会有显著提升，一旦处理不好，损失也是瞬间的、巨量的。因此，发展金融科技同样应当避免重蹈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的覆辙。
此外，这些平台公司通过构建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游说集团，直接或间接为公司的业务扩张和融资服务，并在公司出现危机时迅速启动应急公关机制以规避相关风险。
例如，蚂蚁金服的支付宝移动应用，最初只是一个基本支付平台，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扩张，已扩展到为超过10亿的用户提供其他服务。支付宝最受欢迎的功能之一是小额贷款服务，累计为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和小企业提供短期贷款；蚂蚁集团则因提供交易平台而收取不菲费用。根据蚂蚁金服的披露，该项服务在公司2020年上半年总销售额中占比近40%。
在中国国内，蚂蚁集团拥有最领先的金融科技力量，甚至能将超过3000个变量导入其信用风险模型，它的自动化系统能够在三分钟之内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借贷者因为担心信用评级下调，一般很少拖欠蚂蚁金服的贷款偿还。
阿里巴巴的实际控制人早先几年即宣称，阿里巴巴已是一个经济体。这意味着阿里巴巴已将触角渗透到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国家的信息安全。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形成强大游说团体
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逻辑安排，中国一方面要在顺应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产业生态变迁的基础上，引领互联网科技企业沿着合规和良性发展的路径发展，使产业与技术发展最终服务于民众追求便利化与美好生活的愿景；另一方面，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哪怕是作为图灵奖得主的人工智能顶尖工程师，恐怕也不会事先就知道，人工智能究竟会给全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超大规模平台科技企业的问题本身并不在技术本体，而在于由谁来管控、如何管控技术的应用边界。
面对握有海量数据与领先科技优势且擅长监管俘获的超大规模平台公司，以人民银行为代表的监管机构，无论是在科技力量还是监管专才以及监管接口方面，都存在着显著不足。
2017年成立的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非常重视对互联网金融公司的监管，其自挂牌之日起就将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资产管理行业和金融控股公司等列为四大监管领域。
央行和有关监管机构多次警告部分科技公司提供金融产品服务，其中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的公司，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经过三年左右的行动，互联网金融的乱象得到根本性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