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这一代年轻人虽多有大专学识，但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住房、工作稳定等等所造成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增加，直接影响他们对养儿育女的决定。有些决定单身，有些宁愿不生育并享受二人世界，有些则只生一个或最多两个。

三，社会中的单身者和无子女家庭的人生选择，基本上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价值观和生活取向的选择。其中又牵涉到各种各样的考虑，包括人生观、生活负担、社会发展趋势、家庭背景或有更重要的使命感等等。

一，对如何提高本国生育率问题，是政府几十年来从未放下的一个重大挑战。间中不乏各类奖励，鼓励年轻家庭尽早多生儿育女；这些政策措施肯定有一定的成效，但若把这些政策都说成隔靴搔痒，是漠视现实。

从林明忠的论述，“政治决心”难道就指的是政策一出，问题就解决的情境？

观点碰撞

作者是退休人士

五，故且不论“人口基金”的设定和复杂操作方案，其作用于一个“压力很大”的社会层面，无论怎样合理化其“大我”的目标，仍然会受到民众置疑，加上其说服力也不强。

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存在悲观和对未来无望的状态，必然导致年轻人倾向独身主义或无生育婚姻。在亚洲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日本。

林明忠在6月15日《联合早报·言论》发表的文章《我国解决人口问题在于政治决心》，让我感到一头雾水。

而把问题主因归类于钱的问题，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想法。

以上这些都不是一个大政策所能圆满解决的。

以上所提也是政策制定者所关切的；并非单靠“政治决心”和金钱的推动就能成事，把本国的生育率大大提高。我认为把政治决心用在“解决生育问题”上，是一个错误的答案。

拿北欧的人文社会制度、精神和生活压力程度来和亚洲国家相比，本就相差很大，所以不能相提并论。

曾任跨国企业高管

我的浅见如下：

四，生活成本和经济发展的考量。我国有许多家庭正面对疫情的压力，希望能够尽快恢复生活常态。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导致家庭生计受影响，不只是疫情，也包括本国政治、区域稳定、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等等。

总的来说，解决我国人口生育问题，除了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发展视角继续努力之外，也应该加强精神方面的工作。“精神”指的是对生命和生活状态的乐观态度。

二，林明忠也指出“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政治决心”。在他看来，生育问题“不就是钱的问题吗？”对于这种“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我是绝对不赞同的。这是纯粹把复杂问题作简单化处理的取向；而一旦把这种方法施加于国家社会政策上，其反响和后果将会十分严重。

所谓的“人口基金”也不应该无形中成为单身者和无生育家庭“献身国民服役”的方式——缴付“生育税”。

我国除了致力于以经济、科技发展和包容社会为主轴之外，在教育实践上也应加强“精神方面”的内容。建立一个普遍乐观和有艰苦奋斗精神的社会，也会正面影响生育率。

这会导致社会上出现一道无形的分野，造成以政策干涉人生自由选择权的弊端，也会使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个人人生选择的变相处罚。这难道是我国解决生育问题的最佳选项？我看未必。

尤其是社会政策的制定，各种相关因素都必须纳入考虑，除了目标明确，同样重要的是过程、影响面、价值观和长期影响等的衡量，以避免进入误区且付出严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