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高端的职业中，受过英文教育的南亚人普遍从事教师、律师和家庭医生等职业。他们和华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用“pasar”（编按：华文音译为巴刹，意思是市场）语言或马来语。

在法律方面，一些人会认为，新加坡已有足够多的法律可以用来惩罚种族主义行为。

新加坡存在种族主义，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暴露了这一生活中的现实，而这一事实却长期被政界人士、杰出思想领袖和一般民众所坚持的种族和谐形成了本地社会秩序的论调所掩盖。

使殖民地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是唯才是用政策。

学者们的工作是学习、理解和记载中国汉族据信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南亚的众多宗教及语言，以及东南亚原住民的南岛族群渊源与印度教、回教及西方殖民者的文化输入。这对除了少数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是过高的要求。然而，在民族间的关系中，这种知识的缺乏并不是一个问题。

黄金顺译

在关于种族主义的辩论中，“华人特权”这个相关课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同世代对“华人特权”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也随之浮上台面。

唯才是用将“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理念付诸实践，这是人民行动党第一代领导人所倡导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的本土化。他们在我们短暂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反对占多数的马来人享有特权。

如果没有唯才是用制度，资源和奖励的分配将不得不通过行政法规来执行，这就有可能产生腐败，并使之生根。

独立后，新加坡人通过英语这一教学媒介来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除了食物和节日，尤其是宗教节日之外，大多数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了解有限。以华人节日为例，有些节日的名称被简单地译成了英文，如“Hungry Ghost Festival”（中元节）。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华人的人口多数优势已转化为结构性优势，一个可能的制度调整是为少数族群采取“反歧视行动”，但这并非没有内在的系统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回教和印度教的节日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名称。本地的研究和调查很少研究不同种族之间的实质性文化差异，而是选择停留在“差异”的表面层次（例如，问“你有多少个不同种族的朋友？”等问题）。

占人口多数的华人的一个无意识优势是，他们能够设想在一个“不会遇到问题”的社会现实中工作，而少数族群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一社会现实是理所当然的。这就需要双方认识到彼此对特定情况的不同定义，并找出解决方案。

由于受英文教育具有明显的优势，华人家庭纷纷把孩子送进政府学校。随着英文水平的提升，加上占人口的多数，华人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整个经济和阶层光谱的每个就业领域。

最后，如上所述的唯才是用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使社会分层僵化，阻碍个人的向上流动。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社会结构性障碍可能会影响特定的种族群体；几十年来，马来人就一直被视为结构上的弱势群体。

 

在奖励天赋方面，唯才是用制度可能会而且曾经萌发优生学思想，如1980年代臭名昭著的“大学毕业母亲生育优先权计划”（Graduate Mothers Scheme），该计划让大学毕业母亲在为子女选择学校时享有优先权。将优生学思想扩展到种族方面，就会使种族主义制度化。

权衡解决方案

由于无法觅得政府部门的工作，目不识丁或只受过华文教育的华人唯有加入劳动阶层，而其中较具创业精神的人则当流动小贩或乡村杂货店等小企业的老板。在建筑业蓬勃发展的早期，一些人投身家庭制造业或成为承包商。虽然这种种族分工的现象已大大减少，但在目前的劳动力结构性分布中仍可见其影响。

他们只看到华语文和中华现代文化的凋零，最终导致南洋大学在1980年关闭。

无论社会中种族和谐的实质是浅还是深，种族主义都应该被视为不过是对肤色等身体特征明显差异的非理性偏见，而不是基于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负面态度。

老一辈华人对种族特权的含义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殖民地时期，低端的政府部门工作，如邮差、警察、士兵和办公室信差，主要由马来人担任（马来人将警察俗称为“mata-mata”或“耳目”（编按：华文将“mata-mata”简略化而音译成“马打”，其基词mata是眼睛的意思），就反映了与有关职业的种族联系）。

华人特权

持种族偏见的新加坡人既不代表他们的族群，他们的行为也不普遍见于其族群。我们不必把所有的种族主义事件都当作犯罪行为来处理。虽然可以采取法律制裁，但最好还是少用这根“大棒”，并尝试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问题。

如果说精英主义是个人的缺陷，那么优生学思想就不应该被纵容或制度化。我们须要做的是确保制度尽可能让每一批年轻公民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点。

设立特别辅助计划（Special Assistance Plan）学校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偿。在个人层面上，这一转变只带来经济上的边缘化和心理上的异化。他们对“华人特权”说法的排斥事关华文教育的存亡，无关种族。

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习俗大多为新加坡成年人所熟知。尊重这些差异，并作出相应配合，是相互尊重、礼貌相待的最起码条件。这是实现种族和谐的最基本条件，而我相信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新加坡人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唯才是用制度有三个缺点。在强调努力的同时，它将成功和失败个人化，形成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

我们所拥有的是民族文化习俗。每个民族都保留了某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态度和行为，这些文化态度和行为在家庭和社区环境中代代相传，但它们不一定具备文化的哲学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耶鲁—国大学院城市研究课程教员

对于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初在华文学校受教育的新加坡人来说，“享有特权”的说法是一种讽刺，甚至是一种侮辱。

原载《海峡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