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从自己的认知出发，或是亲友和社交媒体上的道听途说，论断本地的华文还魂乏术。他们还因为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没有几个讲华语的人，就轻率地贬低华文的价值，进而要求降低华文水平，声称只要能说一般的日常华语，能与其他地方的华人寒暄几句，看得懂中文招牌和菜单就可以了。这种说法就像是在说学习游泳，只要学会“站水”，在水中保持身体竖立，头部露出水面就行了。无论是学习游泳还是语文，抱持这种得过且过的敷衍心态，肯定是要处处碰壁的。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的教育硕士论文《影响高才学生华文成绩的因素》，探讨本地顶尖名校的一些高材生，为何科科特优，唯独华文不及格的问题。结论是因他们的生活环境里缺少接触华文的机会，无法培养华文华语的语感，更遑论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华文渐行渐远就成了无法逆转的疏远离散结局。

我们暂且把语文政策、教育制度、教学法和华文难不难学的问题搁一边，看看很多本地的孩子，自小就在西方文化的摇篮里长大，嘴里唱的儿歌童谣是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眼睛看的是童书里的白雪公主，稍长后吃的是麦当劳快餐，向往的是到迪斯尼乐园游玩，着迷的是哈利波特的魔法。如此长期耳濡目染之下，怎么可能不对与英语文相关的事物产生好感，怎么可能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根深蒂固的归属感和对英语文的认同感？

我深信在本文开端引用的找钥匙的故事里，唯有提着强光手电筒和先进的金属探测器，回到掉落钥匙的草丛里搜寻，才有可能在本地找到开启中华语言文化宝箱的钥匙。

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观念与心态的改变，必须通过深层的语言文化生态营造而非表层环境场景的虚设。不久前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母语处）王梅凤司长，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的《聚沙成塔，硅步千里——携手呵护母语学习的生态》一文，就明确地指出双语教育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基石，但因本地学生长期沉浸在以英文为主的环境中，接触母语的机会有限，要学好母语委实面对挑战。

在当下全球疫情泛滥的惊涛拍岸声中，中国这些年翻天覆地的迅猛发展，把晚唐李商隐的“东风无力百花残”改写为“东风有力百花绽”，打开了我们以为这辈子不可能见到的新格局，华文的国际地位和经济价值也随之水涨船高，华文在全球后市看起已无悬念。我们的华文教学也正在回应着时代的号召，不断求新求变。我们很清楚要找到最适合新加坡的国际航线，靠的不只是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面运作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也需要中国2020年7月开通的北斗3号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

文化认同与语言学习的关系密不可分，讨论语文学习的成败，还是必须提升到文化的认知与认同的层面。文化认同产生了身份认同和语言认同，并以熟悉该文化和熟练应用其语言为傲。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的标语“爱上华文”，就是基于这个感性的认同感提出来的。

历史是一面望后镜，不吸取过去的经验很难向前进。一种语文的兴衰，牵扯的问题千丝万缕，国际风云的骤变，文化认同的定位以及人们应变的能力等等，都起着一定的关键作用。哀莫大于心死，消极沮丧徒增哀伤。关心母族语言文化的朋友，与其怨声载道度余生，不如一起为本地华语文应用的推广和水平的提高，为营造欣欣向荣的语言文化生态献出一己之力。

其实，在学校和社会上营造一个有利华文学习的环境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成效显然不大。我认为问题的症结是观念与心态，对中华语言文化持有偏见的看法一日不改，本地的华文学习就注定要面对重重障碍。这种现象就与当年很多聪慧的华校生，因为对西方文化和英文的反感，而最终没能很好地掌握英文一样，历史竟是如此惊人地相似，只是语言、场景和当事人对换了。

教育部在华文教学上不断求新求变，与时并进的努力有目共睹，很值得赞许。千里行足下始，教育道至善止。我希望可以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例如华文考核方式能更符合现实的需要，以电脑打字参加华文考试。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从事与华文相关行业的人士也鲜少提笔写几个字。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曾呼吁考车应允许驾驶自动变速器的车子，而不是硬性规定非手动变速器的车子不可，后来总算从善如流了。

（作者是资深语言文化教育学者，也是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写作组组长）

大家如果对这个课题有兴趣，不妨参考华侨大学集美华文学院王爱平发表在《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的论文《东南亚华裔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汉语学习动机》。她依据西方第二语言获得理论和华人身份认同理论，对到中国学习汉语的东南亚华裔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相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的结论是，基于华人身份认同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产生的学习动机，是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换句话说，对东南亚华裔学生来说，学习华文的过程就是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

另一方面，都说新加坡人信奉实用主义，长久以来被视为经济价值不高的华文，存活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是韩文在本地并不普及，经济价值也不高，当韩流来袭之时，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之余，还挑灯勤练韩文，一点儿也不觉得苦。可见文化认同（无论是主流文化还是次文化）与语文学习息息相关；而我们却往往忽略了其在语文学习上潜在的强大推力。

如果我们对照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12年前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天朝的兴起与西方主导的终结》，就会发现书中大部分的预言都一一展现在眼前，包括壮大起来的中国，将铿锵有力地以华文改写以英文书写的国际游戏规则。若再捧读新加坡享誉国际的学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和他9月刚出版的《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就不难发现华文很快地就会和超越日元和英镑，已名列国际货币第三位的人民币一样，成为身价不凡的国际语文。

然而，为了要了解本土母族文化和加深国人的认同感，为了让国人有能力与亚洲乃至全球的母语使用社群有效地联系，我们还是必须乘风破浪，逆流而上，尽最大的努力，把新生代培养成为双语双文化人才。王司长在文中例举了很多实例加以阐明，当局是如何长期投入大量时间、资源和人力，采取各种灵活的教学方式，开展各种多姿多彩的文教活动，多管齐下协助新生代学好母语。若想多了解当局如何从方方面面营造深层的华文生态，请参阅此文。

日前，《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了本地时事评论员林义明的《我们真准备好了吗？——中国崛起的语文挑战》，为大家敲响一记警钟。他举了不少实例说明，有些新加坡人因不重视华文的学习，在职场上面对应用华文的挑战时，已深深地感受到力不从心的挫败感。

也有人倡议过借鉴韩流的先例，推动本地华文的学习，但大家也心知肚明，流行文化宛如某些缺乏营养的快餐，吃多了有害健康。就像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喜欢吃甜食和玩电脑游戏，但不可一味迎合他们的口味和喜好一样。在借助文化软实力推动语文学习的同时，应谨慎筛选，去芜存菁，否则也许语文能力确实加强了些，却付出孕育庸俗浮夸新生代的代价，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希望在探索本地华文学习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幸被这个带有黑色幽默的故事言中。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一个以华族占大多数，但为了与国际接轨迅速现代化，立国之初就把英文列为工作共同语的国家，每当提起与华文教学相关的课题，总是会触及敏感的神经末梢。有者哀叹华文水平江河日下，有者散播华文无用论，结果激起一波波情绪波动。这些老调已重弹了半个多世纪了，不但于事无补，还扩大了国人的鸿沟，加深了社群的裂痕。

记得我的老师苏启祯博士说过一个老故事：

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以自身的经历，作为衡量和看待事物的指标，而这样的思路往往很容易陷入了以偏概全的误区。在欠缺对语言习得和文化认同的了解、没有足够的教育学理的支撑、不了解语文教育政策实施方略的情况下，以自己和（或）孩子个别的语文学习经验，振振有词地宣称语文应该怎么教、怎么学和怎么考，未免囹圄于低头只见脚趾的狭隘见解，忽略了抬头环顾四周，看清国内外大环境风起云涌的实况。

有个夜里巡街的警察，见一人在路灯下低头寻物，就问他在找什么，那人答说钥匙。警察帮他找了好一会儿没找着，就问：“你确定是在这儿掉的吗？”“不是的，是掉在附近的草丛里，但那里太昏暗了，这里比较亮，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