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原题：What Really Matters in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如果时间够长、人员往来够多，技术传播就不可避免。如果美国因为对技术泄露的恐惧，而关掉大门不让宝贵的人才进来，等于自我放弃了最大的优势之一。抓得太紧的移民政策会严重制约技术创新——在激烈的战略政治竞争中，这是必须清楚认识到的一点。

但中国正在加大投资研发，而且已经在关键领域与美国展开争夺，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AI），目的是到2030年成为全球领导者。有些专家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掌握庞大的数据资源，就数据使用问题没有隐私限制，以及要在机器学习方面取得进步，需要的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而非尖端科学家。鉴于机器学习的重要性在于它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可影响其他诸多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精进意义相当重大。

此外，中国的技术进步已不仅仅基于模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因中国网络窃取并强制转让知识产权，加之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对其施以惩罚。为坚持对等原则，美国提出，如果中国出于安全原因可以禁止谷歌和面簿进入其市场，美国也可以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巨头采取类似举措。但中国仍未停下创新的步伐。

综合来看，本世纪，民主国家的经济总量仍将远超中国；但前提是它们通力合作。上述外交因素将比中国的技术发展问题更加重要。在评估美中实力平衡的未来时，技术固然重要，但联盟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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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这种深层次的经济依存关系，导致美中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美国与苏联玩的是一场单面向的象棋赛，双方在军事领域高度相互牵扯，但在经济或跨国关系领域却不是这样。

最后，美国能否成功应对中国的技术挑战，将取决于国内的改进和国外的行动。加大研发支持非常关键。自满的危险永远存在，但缺乏自信或因恐惧而采取过度反应同样是危险的。就像麻省理工学院前院长约翰·多伊奇所说的，如果美国能够提升其创新潜力，“中国目前的大跃进，充其量可能只是朝缩小美国现在所享有的创新领导力差距所迈出的有限几步。”

这个世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药。在核不扩散、维和、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美中两国均可找到共同的制度基础；但在其他领域，制定我们自己的民主标准意义更大。从长远来看，美国可以对中国敞开大门；但也必须接受，这个过程可能会极为漫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紧随其后的大衰退爆发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相信，美国正日渐衰落。中国摒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择机而动的温和策略，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包括在南中国海修建（和军事化）人工岛礁、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以及废除就香港问题所做的担保。因此，美国有些人开始谈论全面“脱钩”。但认为美国能在不必承担巨额成本的前提下，与中国经济彻底脱钩，是完全错误的，尽管将中国踢出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供应链至关重要。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新著《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今天，美国的盟友对中国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让、战略商业互动和不对称协议所带来的安全和政治风险认识更加深刻，结果必将导致更多技术供应链脱钩，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环节。谈判新的贸易规则有助于防止脱钩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可以共同制定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贸易协定，并确保该协定对满足基本民主标准的国家保持开放。

管理经济关系的规则必须修改了。早在疫情暴发前，中国的混合国家资本主义就遵循一种重商主义模式，它扭曲了世贸组织的运作，也助长西方民主国家破坏性民粹主义的崛起。

今天，美国的盟友对中国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让、战略商业互动和不对称协议所带来的安全和政治风险认识更加深刻，结果必将导致更多技术供应链脱钩，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环节。

在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引进移民可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当我询问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什么不认为中国会超越美国时，他指出，美国有能力吸纳全世界的人才——而这种可能性是被中国的汉民族主义所禁止的。许多硅谷企业的创始人或首席执行官来自亚洲，这种现状绝不是偶然的。

美中两国正就技术主导权展开争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占据21世纪经济发展（生物、纳米和信息等）核心技术研发的最前沿位置。此外，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主导了全球高等教育。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年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排名前20的大学有16所都设在美国；而中国则一所都没有。

相反，美中之间的对弈活似一场三维象棋赛，经济、军事和跨国层面的实力分布均截然不同。如果我们连棋盘上的经济或跨国实力关系都看不到，更遑论各个棋盘的纵向互动，就必定要付出代价。一个好的中国战略必须避开军事决定论，并将相互依存的所有三个维度都纳入其中。

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但美国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却能提高自由规范在贸易和技术领域获胜的概率。就全球治理形成更强势的跨大西洋共识非常重要。但只有与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合作，西方才能制定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及技术标准，确保国外企业在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