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怀疑论者质疑九一一事件是否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他们指出，攻击所造成的直接物质损失相对美国力量而言，还远非致命。据估计，2001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因损失所作出的保险理赔最终超过400亿美元（约538亿新元），这仅占当时10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的一小部分。
同时，九一一事件发生20年后，恐怖主义问题依然存在，恐怖分子可能会感到有恃无恐，放胆再试一次。如果是这样，美国领导人的任务是制定有效的反恐战略。战略核心必须是避免落入恐怖分子的圈套，结果倒过来杀敌八百，自损一千。领导人必须处理好国内外的心理冲击。
在震惊世人的九一一事件后，他宣布了“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并入侵了阿富汗和伊拉克。鉴于小布什政府高级官员的倾向性，有人认为无论如何，与伊拉克当时的独裁者萨达姆终须一战是早可预见的，只是不确定方式和代价。
据估计，近1万5000名美国军人和承包商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战争中丧生，经济损失超过6万亿美元。再加上被杀的外国平民和造成的难民人数，损失就更巨大了。由此造成的机会成本也十分可观。当总统奥巴马尝试将战略重心转向增长最快的亚洲时，全球反恐战争遗留的问题使美国在中东地区深陷泥淖。
在接受这些事实的同时，我的猜测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九一一视为一个与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一样重要的日子。日本袭击美国驻夏威夷海军基地，造成约2400名美国军人阵亡，并摧毁或损坏了19艘海军舰艇，包括八艘战舰。然而，上述两次事件主要影响的是公众的心理。
现在评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长期影响还为时尚早。混乱撤退的短期影响或许代价高昂，但从长远来看，人们可能会逐渐认识到，拜登放弃在这个被山脉和部落分割、主要因反对入侵者而团结起来的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努力，可能是正确的做法。
恐怖主义也可以比作柔术，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弱小的敌人借助强大对手的力量来对他构成打击。尽管九一一时间导致数千美国人死亡，但美国随后发起的“无休止的战争”导致更多人死亡。事实上，相较于美国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卡伊达所造成的伤害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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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如果小布什抗拒了喧嚣和诱惑，没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而是通过精心选择的军事打击结合良好的情报和外交手段来应对九一一事件，又或者，他进军了阿富汗，但六个月后撤出（哪怕必须和我们鄙视的塔利班谈判），今天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名誉院长，著有《道德重要吗？从罗斯福到特朗普的总统和外交政策》（Do Morals Matter?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FDR to Trump）
同时，卡伊达组织劫机者将四架飞机变成巡航导弹，导致纽约、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特区近3000人丧生，这仅是当年美国出行死亡人数的一小部分。
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有人认为美国已经实现目标：美国本土再未发生像九一一事件那样规模的重大恐袭。奥萨马及其诸多高级助手被杀，萨达姆政权也被推翻，尽管他与九一一事件的联系始终是个谜。或者，也可以说奥萨马取得成功，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信仰包括了宗教殉道的价值观。
尽管圣战运动四分五裂，但已经蔓延到更多国家，而且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发生在总统拜登最初设定的美国撤军目标日期的九一一事件周年之前。
英文原题：What Difference Did 9/11 Make?
展望未来，当下一次恐怖袭击来临时，总统们能否把公众的复仇之火，导向“精准打击”，解释这是恐怖分子的陷阱，并专注于建立反击的韧性？这才是美国人应当提出，以及他们的领导人应该解决的问题。
九一一事件说明恐怖主义更注重心理冲击，而非实际破坏。恐怖主义就像演戏。美国人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们相信大规模轰炸可以带来“震慑”。对恐怖分子来说，袭击所造成的戏剧效果，比死亡人数更能带来震慑。毒药可能会杀死更多人，但爆炸会带来视觉效果。双子塔倒塌在全球电视机上不断回放，恰恰是奥萨马所发起的政变。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一次震惊全人类的事件。被困的受害者从世贸双子塔跳下的画面难以磨灭，而恐袭后实行的侵入性安全措施，也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撤离阿富汗可以让拜登专注于平衡中国崛起的大战略。尽管撤离的混乱方式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但亚洲自有其长期存在的实力平衡，其中日本、越南和印度等国不希望被中国所主导，并且欢迎美国的存在。美国曾经痛苦地从越南撤出，但20年不到，它在越南和周边地区又受到欢迎了，由此拜登的整体战略自有其道理。
多年来，小罗斯福总统一直试图提醒美国人注意轴心国的威胁，却未能克服孤立主义。珍珠港事件改变了这一切。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倡导低调的外交政策，并警告不要因为诱惑而参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