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中国仍面临其他挑战。例如，中国将受制于中小微企业（MSMEs）较弱的创新力。虽然包括北交所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已尝试贴近MSMEs，但是基础科学和创新精神的不足，以及国有和私营平台企业业务的过度延伸，都制约MSMEs的发展。
全球并购和高标准国际协定领域，仍将是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的激烈战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会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阻止中国资本的全球的收购活动；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所列之实体清单（Entity List）也会越来越长。中国将以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作为回应，例如1月底出台的《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放宽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数据要素交易和跨境数据业务、5G与物联网以及金融、医疗、文化、交通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深化国内改革，让港澳和亚细安在内的全球经济体，受益于更开放的市场。
2022年，中美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将从“激烈对抗”阶段，发展到“国内优先”阶段，主因在于中美均须应对全球性挑战所带来的冲击，例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革命性技术缺位、冠病疫情盛行、气候变化加剧、财富高度集中和社会动荡等。全球数码消费领域的并购潮，将体现中美两国资本的共同利益。但是，双方仍将在全球并购以及高标准商品和数码贸易协定中，发生激烈竞争。
中国发展的重心是产业数码化和城市群建设。通信（包括5G、光纤）、特高压、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造船、航空宇航等产业的数码化浪潮，将大幅提升中国的制造业效率，维持全球竞争优势。此外，融合了公共卫生、应急安全、社会公平、碳达峰碳中和、智慧城市等维度的城市群建设，将提升人居品质和政府治理水平，为技术应用提供市场。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都市而言，构建跨区域智慧城市规划和建设评估体系以及政策体系十分重要。这将保障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和政府治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减少资源浪费、增强区域协同。这种机制也会引导规划更重视数码资产收益的分配机制，并弥合不同人群、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数码鸿沟挑战。
“国内优先”并不意味中美与世界脱钩。相反，美国不会错失各国货币贬值之机，积极收购全球优质资产。例如，可以预见中美双方互联网和资本巨头（包括美国的微软、面簿和黑石，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和平安）共同营造一波全球数码消费应用并购潮。这波浪潮后，手机、家电和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将成为数据消费入口，边缘计算、云计算和虚拟现实等需求将极大提升，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将加速娱乐化和虚拟化。
美国的注意力则在数码产业化和再工业化。美国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卫星互联网、人机交互和脑科学等产业链具有显著优势，将构成世界数码消费市场的基础底座。同时，美国通过财政补贴、政治施压，以及兴建更高效的通信系统、高铁网络等基础设施，将促成芯片制造在内的高质量就业回归。美联储也已启动金融霸权机器，通过多次加息，吸引资本向国内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回流。
（作者是北京市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筹）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
美国将利用AUKUS（澳英美联盟）、QUAD（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与盟友将经济和技术议题与安全议题绑定，阻碍中国打造人才、资本、商品和数据高效流动的跨区域要素市场，或为中国加入更高标准的商品和数码贸易协定设定更高门槛。幸运的是，亚细安、韩国、智利或新西兰等亚太经济体，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参与的亚太商品和数码贸易协议是不完整的；而中国也会积极参与《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谈判，引导国内数码经济走高标准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