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处于新滞胀时代，全球市场活力显著下降。全球明智的商业领袖必须和政府决策者共同制定更具务实性、整合性和开放性的策略，帮助各经济体与城市群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区域融合、改善全球治理，构建良性的大国竞争格局。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跨区域的生意，也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若能如此，则是21世纪20年代最美丽的风景。
未来五年，全球处于较高失业率、通胀率以及较低经济增长率的状态。与此同时，消费意愿下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对全球决策者提出了新要求，他们须要出台更具可行性和整合性的政策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及区域融合，以应对这些复杂挑战。
这些全球发展与治理问题，也是下一个10年大国竞争的主战场。我们一直呼吁大国之间展开密切合作，营造友好营商环境、加速关键技术商用化和促进全球善治。然而，经济区域化和安全集团化的趋势已然成型，永不停止的大国博弈将会恶化局面，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仍将持续。
另一个重要任务在于促进区域融合。美澳日印等国也在尝试构建新的全球供应链，欧盟与亚洲签订更多自由贸易协定，亚细安各国也愈发紧密。中国不仅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区域融合，也在继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具体来看，即要求决策者以数码基础设施、传统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融合为抓手，构建以区域融合为导向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和运营体系，联通亚欧大陆上的众多城市。从技术上看，能源与信息技术必然走向分布式结构，大尺度的区域融合将加速全球技术革命的进程。经济上看，这将加速人、物、数和资金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通。政治上看，这是对冲社会动荡、贫富差距等挑战的可行策略。
为应对增长放缓、通货膨胀高企的复杂局面，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将目光转向经济史，尤其是1970年代滞胀期到1990年代高增长期的经济转型，希望从成功的财政政策中获得答案。例如，兴建重大工程、削减一般性公共开支或社会福利开支、大规模减税和鼓励出口，以及加大垄断行业竞争、鼓励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等。
首要任务在于调整产业结构。然而，当我们审视高科技的前沿领域时，发现无论是新能源还是信息技术，都未在材料科学或系统架构等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例如氢能或量子计算。这使美国、欧盟和中国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发生质变；数码产品、Web3.0或是元宇宙等热点技术，也不可能拉动产业链。我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即便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积极塑造有利于新产业发展的法律、税务、金融环境，以及鼓励企业家精神，未来几年革命性技术仍将继续缺位。全球风险资本的耐心也发生了改变，它们将接受更长的回报周期。一方面，关键技术的商用化至少还需三年至五年，另一方面是随着全球数码巨头的收缩，众多极具竞争力的小型企业将应运而生。对于已经混乱的全球经济而言，这是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此外，俄乌战争、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全球疫情等诸多因素，对通胀形成长期负面影响，货币当局的政策效用也将打折扣。
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不仅是发展问题，也是治理问题。例如，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全球增长的主要动力均面临老龄化难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甚至新加坡。此外，还有许多全球治理问题需要政府与市场力量共同应对，例如气候变化、水资源稀缺、粮食危机，也包括对数码巨头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监管。调整产业结构和促进区域融合，不仅能帮助各经济体提高效率、扩大市场，也可以应对全球治理挑战。
（作者是港湾海外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但是，和半个世纪前相比，世界所面临的新挑战已截然不同，除了兴建重大工程项目以外，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不容乐观：一、主要经济体的老龄化使社会福利开支居高不下；二、在产业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前提下，项目和资本更易流向过剩产能；三、地缘政治和技术竞争使得国际市场和供应链碎片化，间接将垄断企业拉入大国竞争，并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角色，遏制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