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参与了其中一个针对华族的小组讨论会之后，更加感受到我国除了“外患”之外，也须要照顾到“内忧”。更大的代际鸿沟、族群之间的分歧，以及贫富差距，也可能是对新加坡的未来造成威胁的一些隐患。
由此可见，要规划未来，除了未雨绸缪之外，我国必须更具体地进行居安思危的“情境规划”（scenario planning），研究在2030年或更远的未来，世界会演变成什么样，我国可能面临哪些危机。
当然，除了内忧之外，参与者也提到其他外患，例如气候变化、中美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很可能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国家安全。今年2月开打的俄乌战争，虽然其他国家没有直接卷入战情，但是却严重影响全球的能源供应，大大推高石油价格，连带地拉高各类产品的成本。就连远在东南亚的新加坡，也因为马国禁止出口活鸡，搞到大家不由自主地感慨，“我的老天鹅啊”！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除了导致人命、家园的损失，破坏整个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也导致全球能源和物资供应链受影响，连带地推高我国的整体物价，甚至影响粮食供应。这起国际事件，可算是“黑天鹅”事件，也就是难以预测，但突然发生时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在讨论中，我们发现受华文教育、5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一些课题的看法与30多岁的笔者，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谈到年轻人价值观和危机感的时候，在座的参与者大多认为，年轻人都是一些养尊处优、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草莓族。但是笔者与20多岁的同事相处时，却觉得他们其实对工作颇为认真，只不过不喜欢在周末或下班后受到不必要的打扰。但如果是真正紧急的事故，还是能够动员他们紧急处理，解决燃眉的问题。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目前正进行“重新构想新加坡2030”（Reimagining Singapore 2030）的研究计划，通过一系列论坛、工作坊和小组讨论会，勾勒出我国在八年后，很可能发生的几个情境。
何学渊当时举出的例子为英国脱欧和我国的突发性淹水事件。不过近几年来，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冠病疫情也可算是一起“黑象”事件。冠病并不是没有先例，2003年的沙斯（SARS），以及之后的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都是一些冠状病毒的例子，只不过这些病毒的传染性和冲击全球经济的时长、深远，都远远不如2019冠状病毒所造成的破坏大。与冠病疫情的破坏幅度更相近的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该流感疫情当年感染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并且持续了接近两年，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容易让人忽视病毒重新肆虐的可能性。
自冠病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以来，大家更认真思考如何实现“30·30”的愿景，也就是到了2030年，本地出产的农产品能够满足本国人口30%的蛋白质营养需求。柴米油盐酱醋茶，确保国人能够三餐温饱，物价平稳，也算是人民基本的要求，也是大多数政府执政时须要履行的社会契约。一般国家最可能影响政权的导因，就是人们无法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满足而引发的动乱。如何确保我国最基本的粮食和食水供应不受中断，显然是当局必须不断研究的课题。
前公务员首长何学渊数年前在纳丹系列讲座（IPS-Nathan Lecture）就曾解释，大多数的“黑天鹅”事件，其实是“黑象”事件。这就宛如英语的“房间里的大象”（意指显而易见但却被大家故意回避的麻烦），突如其来的事件并不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只是大家选择视而不见，不愿意着手准备以及进行规划。
“重新构想新加坡2030”自2020年10月开始，分四个阶段进行，召集来自各行各业的民众，通过不同切入点，更全面地探讨我国的未来趋势。其中，第三阶段也将通过一个线上体验网站，“探索2030”（www.Quest2030.sg），希望吸引2万名国人通过手机参与，重新审视未来。计划预计在今年10月完成情境勾画工作，并且与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探讨研究出一些行动计划和政策策略，更好地为我国的未来筹划，以便在遇到下一个“黑天鹅”或“黑象”事件时，才不会措手不及。
但是除了确保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获得满足之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也显示，在满足了生理和安全上的需要之后，人们也须要满足感情、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上的需求。至于人们希望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生活下去，是否对未来感到憧憬或彷徨、沮丧，也是情境计划所研究的课题。
（作者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助理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