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魅力只是其中一环，如果没有管理方面的实力，也无法胜任领导国家的重担。我们可以从一些国家地区看得出来，一些在选举中脱颖而出的政治家，虽然在社交媒体上吸引眼球，集结超高人气，不过一旦无法兑现选举承诺，交出政绩，也往往无法连任。
今年，随着全球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小贩中心的摊位招牌，到处都贴满加价5毛1元的价格贴纸，8元的炒粿条，或许过不了几年就可能出现在小贩中心。更高的生活费，也需要相应提高的薪资，一般民众的生活品质才不会受影响。如何提高薪资，是政府一直以来在探讨的问题。除了通过渐进式薪金模式，逐步提高低薪工人的薪资，孟文能也提出，应该让一般蓝领职业专业化，提高生产力与工资。这也能够帮助我国减低不平等的问题。
第一代的领导人坚信福利制度让欧洲走向衰弱。但在经济迅速增长之际，任人唯贤的制度让一些人坐上经济飞腾的直升机，却有人输在起跑点，因为先天的疾病或残疾，或家庭因素，不幸被抛在后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是让人突破重围，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还是让人喘不过气，选择躺平？人有旦夕祸福，若不幸在人生的道路摔了一跤时，我国是否有足够的社会安全网，协助人民渡过难关？更多的福利，是否意味着就须要劫富济贫，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税务？虽然不是所有问题都是零和博弈，但这也代表着走向任何一个方向，间中都须要一些取舍。如何勾画出一条国人能够认同，一起携手迈进的康庄大道，并不容易。
（作者是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助理所长）
当然在欧洲国家，因为较高的生活费，上餐馆须要付更高的餐费与小费，练就了许多人在家的厨艺，或是依赖冷冻速食餐品。水电工的报价高，也让更多人学会自己动手解决小事。这样的生活方式，不知是国人憧憬的未来，还是梦魇。要自己动手劳作，不依赖帮佣，只有在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小时的国度，才有办法实现。这又回到提高生产力以及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孟文能去年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纳丹系列讲座上提出问题：为什么人们愿意在餐馆花上15元、20元吃鸡饭，味道可能不比小贩中心的好，但一般小市民是否愿意花8元买炒粿条，提高小贩的收入？毕竟一个人的工资，也是其他人的生活费。
就如李光耀在2011年大选后表示，“输掉六个国会议席并非是个灾难性结果，也不意味着新加坡下来将出现一味迎合民众要求的民粹主义政府”。全球在近几年出现更多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也代表着如果一味迎合这类主张，很可能走向排外的种族主义社会。但是，如果没办法接地气，了解草根百姓的需求，再怎么有魅力的霸道总裁，也可能面对人民杯葛。如何取得一定的平衡点，获得人民信任，带领我国走向未来，是第四代领导团队须要思考的问题。
把建国总理李光耀比喻为霸道总裁，没有大不敬的意思。我国在建国初期，许多政策都是建国总理与第一代部长拍板说了算，以快速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
第四代领导人黄循财在获得推举后，宣布展开“新加坡携手前进”的运动，与国人共同检讨和更新我国的社会契约。所谓社会契约，可以视为个人交给政府治理国家的协议，以及政府是否需要做出哪一些妥协，以扶持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成员。作为国家领导人，除了治理国家，筹划未来之外，个人魅力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就无法获得人民的青睐，就无法在大选中获得委托，更没有机会组成政府。
在我国人口结构日益复杂的环境下，如何求同存异，并不简单。强人政治，一人说了算，虽然简单利落，但也不代表选择的道路是对的。在民主制度下，人民的诉求须要被聆听。诸多的诉求，诸多的方向，如何从中决定采纳，政府须要与人民通过双向沟通，才能够达成共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高薪资才能负担高消费，但是有高消费，才能给予高薪资。这是经济学家须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偶像剧中的男一，经常出现霸道总裁的人设（角色设定），他或许狂妄自大，又或者蛮不讲理，但是对女主角一片痴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代开国领袖就经常给人铁汉柔情的印象，在治国方面有铁腕的决心，在对付政治敌人时毫不手软。不过到了第四代领袖接棒之后，与人民的相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