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华语和方言的问题在言论区里讨论得沸沸扬扬。作为读者的我，也想冒昧分享身为年轻一代的看法。

还有，人们口中的标准华语到底是以什么为准？我曾经用过两个词语“清道夫”和“水壶”。我来自中国的朋友听到以后就哈哈大笑，说那些词很复古，只听过小区楼下的爷爷奶奶讲过。或许我小学学的词汇在那个年代是标准的，但到后来已经不流行了。

学习障碍和“正宗”语言

在那种思想背景的影响下，加上新加坡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讲华语运动政策的形成也不意外。虽然情有可原，但笔者并不认同先前强行压制方言的做法。简单来说，“要选择学华语或学方言”，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个伪命题就建立在“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假设上，忽略了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还有“会说多种语言的人其实是常态而非稀有”的事实。

首先，作为一名90后，我并没经历讲华语运动立项的年代，所以看到那么多文章把华语和汉语方言摆在对立的位置，感到有些费解。今天的时代与当年讲华语运动刚推行的局面截然不同。在年轻一代认知里，汉语方言几乎和“第三语言”的排位一样，既陌生又难学。许多年轻人（包括我）对方言的认识，止步于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一些方言词汇。

可是我们现在深知，不管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中国等国家，大多数人是多语者。以前，会多种语言是方便村子与村子之间的交易。现在，比如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笔者曾见过伊班族的小贩流利地讲福州话、马来话、福建话和英语。新加坡的长辈大多数精通各种方言和华语，也是活生生的例子。

另外一个想讨论的话题就是“方言是否形成华语学习的障碍”。胡林生先生的《理论和实践的验证——论华语和方言》提出了汉语方言和华语因为构词、句法、语音相近，有可能造成学习的干扰作用。

第二，当时人们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单语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84年讲华语运动的演讲稿说：“大多数的社会只说一种语言的原因是简单的：大部分人类天生就只有学习一种语言的能力”。就连语言学界的许多理论都假设人大多数是单语者。

第三，虽然以方言为母语者讲华语肯定会有语言迁移现象（language transfer），就是带着母语的发音习惯来讲华语，如汉语拼音的l（勒）与n（呢）不分，但这也是一个有趣现象，创造了“新加坡式华语”。当然，相信语言纯化（linguistic purism）的人会把这些语言迁移现象视为“污染”。可是，哪个语言不曾被外来语或多语者所影响？例如，英语也受到大量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影响。与其排斥这样的现象，不如在保证沟通意义不被扭曲的前提下，欢迎多姿多彩的语言习惯和习俗。

若我们照着当年的讲华语运动，把华语和方言对立起来，就会被当年的重重假设捆绑，无法向前看。例如，张森林先生在4月18日的《方言与华语之辩》试着衡量方言和华语的文化承载职能，也有其他作者讨论方言是否形成华语学习的障碍。如果我们跳出牢固的思维框架，可以发现其实方言和华语不必二选一。笔者当然能够以三言两语推荐方言的学习，如：方言承载了古文的文化，乡音听了让人亲切，只有方言透露着满满的生活气息和无奈（如许冠杰的歌《半斤八两》），等等。

别被以前的假设束缚

华语和方言各有亮点。哪个语言更能承载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的问题已经假设“文化”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可文化本来就是虚无缥缈却生生不息的存在，难以形容也无处不在，我们又如何衡量比较呢？华语程度必须提高，而方言复兴活动也不必耽误，想学习的人照样会支持。

（作者是自由翻译员）

当时讲华语运动认为大脑的容量有限，只能学两种语言，或许是被这样的思想所影响。乔姆斯基的理论虽然已被不少学者以科学方式推翻，但后续的影响力非同小可，我们依旧常常把大脑比喻成计算机，忽略了它的生物性质。

“选择华语或方言”是伪命题

1979年，新加坡华人大多数讲的是方言，所以在推广讲华语运动时，政府常常把两者视为相对立，这能理解。在那个年代，语言学系（Linguistics）慢慢被著名教授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影响。他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成为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语言学家常常使用的研究框架。生成语法的支持者认为，一个语言能够用几个语法规则概括。当中的“最简方案”理论（Minimalist Program）把语言比喻成计算系统，大脑输入这些语法规则以后，我们就有生产语言的能力。

其实这是学习第二语言常有的问题。现在的学生因为在家里讲英语，常在华语作文里套用英语语法，所以这并非方言母语者学习华语独有的障碍。这些学习“障碍”反而是在练习和促进大脑的成长的要素。双语者比起单语者在压抑控制的领域（inhibitory control）较为出色，因为他们必须训练大脑压抑母语，切换到第二语言。

以上讨论的话题并不新奇，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在网上看郭宝崑先生写的相声《学说话》。

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基础的假设，跳出那些假设而不被卷进同样的漩涡里，才是创造新时代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一言以蔽之，华语程度的提高和方言的复兴活动，应该分开讨论，才能有效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