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政府透过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并向联合国登记备案，承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与近年单方面宣称它“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出现矛盾。因为香港是否“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持自由、法治核心价值，以及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地位，乃至享受发达国家的特殊待遇，有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定、认可。中方单方面宣布无“现实意义”，会导致国际社会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甚至可能造成美国依样画葫芦，宣布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过时失效”。

第四，《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所无的“中央全面管治权”与明文规定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矛盾。因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又规定中央政府负责香港的外交和防务。所谓“全面管治权”，不仅外交、防务，而且涵盖香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治安等等都由中央“全面管治”，则民间会问‘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空间如何划分？

（作者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百多年前，英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这与伦敦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背景分不开；今天，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也与纽约是规模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分不开。既然中共二十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弱化消解，将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南辕北辙。

第五，二十大强调“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港府试图制定《逃犯条例修订》，以及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为“概念含糊，程序不公”的《港区国安法》，实际存在与“以基本法规定为依据”及“普通法……予以保留”的矛盾。按照基本法第23条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应由香港特区“自行立法”；按照基本法第18条，人大常委会从来未曾宣布香港处于“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不存在需要人大常委会引入某些适用的全国性法律，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问题。何况《港区国安法》亦非“全国性法律”，不该纳入专门装载《国旗法》《国歌法》一类全国性法律的基本法附件三。

第七，二十大强调“动态清零不动摇”，香港若参照大陆防疫入境隔离政策，与本应和国际接轨的趋势出现矛盾。中国大陆将“动态清零”上升到政治层面，是“制度之争”；但香港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是国际金融中心，入境隔离、限聚令等，应该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接轨，顾及国际金融持份者等主要客户的工作实际需要，不能盲目照搬大陆做法，否则就会变成“金融王气黯然收”。

以上七大矛盾，问题在香港，但追根究底就是“一左二窄”的错误，造成相当部分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前景失去信心，因此移民，导致人才与资金外流。反之，新加坡一切政策出发点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的向下沉沦，会成为新加坡的向上提升，昔日“纽、伦、港”成了今日“纽、伦、坡”。港人良可浩叹！

新加坡一切政策出发点为“吸引外来投资”，香港的向下沉沦，会成为新加坡的向上提升，昔日“纽、伦、港”成了今日“纽、伦、坡”。港人良可浩叹！

当今香港一国两制面临的七大矛盾是：第一，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与一国两制的矛盾。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如果要摒弃邓小平“不搞姓社姓资争论”做法，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国际投资者，难免产生类似大陆私营企业家一样的顾虑。如此一来，香港工商界和国际投资者如何能对一国两制彻底放心？因此，北京如何对症下药，消除投资者的忧虑，是必须重视的思想工作。解决这一问题，香港才能行稳致远。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繁荣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但是香港一国两制能否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落实，还要看二十大之后会不会针对七个方面存在的深层次矛盾，进行政策调整，纠正“一左二窄”（编按：指路线过左与排斥大多数）错误，否则，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难免大打折扣。

香港是法治社会，讲求目标公义与程序公义的有机统一，而且实行普通法制度，实施“无罪推定”“司法独立”“陪审团制度”，但在落实《港区国安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除引致国际社会制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批评之外，最恶劣的后果是引起投资者认为香港巳“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及“香港自由、法治巳被严重侵蚀”的印象。因此有必要回到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的宪制轨道，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妥善解决。

第六，《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与基本法规定的“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普选产生的目标”及原本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三步曲”有矛盾。毫无疑问，中央对国家安全的关切，应该在宪制层面得到保障；同时，香港市民有关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权利，也应该在宪制层面得到保障。然而，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颁布后，香港的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特首三项选举，看不到“普及而平等”精神，反而像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翻版，搞成清一色的“爱国者治港”。地区直选历来得到52%至62%选民支持的政党民意代表，被一锅端扫地出门，香港一国两制受创。

第二，“斗争精神”与吸引外资，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矛盾。二十大报告多处强调“斗争精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负责人7月中旬提及“爱国者治港”时也强调，香港要“坚决和美国西方外部势力作斗争”；而香港国际金融主要持份者、国际贸易主要伙伴、国际航运主要客户，正是美国与西方国家。若把他们视为敌人、斗争对象，岂不是“赶客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将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目标背道而驰。香港一国两制环境特殊，斗争哲学不利于吸引外来投资。任何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在于一切政策出发点是为了“吸引外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