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李嘉诚是爱国爱港爱家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杰出公益慈善家：他在商场上眼光独到，前瞻性强，资本版图得以不断扩张。然而，财富对于他不是追求目的，而是造福社会、争取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手段和工具。本着“取诸于民，用诸于民”理念，历年来，李嘉诚在推动教育、医疗、公益扶贫、救灾应急方面的捐款已超过300亿港元。
李嘉诚对教育的鼎力支持就是人类文明、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奉献。在医疗方面，因为关乎生命健康，李嘉诚对众多的医院、医学院在不同医学领域的专科研究，都提供了经费支持。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也有李嘉诚的一份热诚、好多心血。
2019年，远在北京的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又诋毁李嘉诚慈山寺谈话主张“网开一面”是“纵容犯罪”云云。然而，正是中共领袖毛泽东指出“鉴于历史上采取极端政策效果并不良好”，倡导“给出路”。其后中共特赦杜聿明将军、宣统皇帝溥仪等“战争罪犯”，不单不是“纵容犯罪”，恰恰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统战大手笔。
说实话，李嘉诚旗下在英国、加拿大等地有大把资产，他大可去欧美“叹世界”，眼不见为净；之所以留在香港大声疾呼，正因为有颗爱国爱港的赤子之心，“我为人民鼓与呼”，说明他既有“为民请命”的良知，也有“为国建言”的使命感，实在难能可贵！
我本人自1973年“一条泳裤闯香江”至今刚好50年，仅以半世纪以来的耳闻目睹，谈谈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对李嘉诚历史定位的粗浅看法。
第四，李嘉诚不是那种只会赚钱、只顾数钱的有钱佬、暴发户，他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忧国忧民之情经常洋溢于表。2019年3月，中央经过多年醖酿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遗憾的是当时的特区政府没有把握这个难得机遇，不抓经济民生首务，不致力于经济转型，反而“正路不走走歪路”，搞什么《逃犯条例》修订，挑起政治火头，激起港人极大担忧和不满。接着港府没有积极考虑政治协商解决问题，只靠警力弹压，令社会矛盾激化，导致警民冲突升级，冲击经济民生、社会治安。
18年前，李嘉诚先生约见我的时候已强调，长和系大部分生意利润是来自海外。其中2000年出售英国“橙”通讯系统一役，劲收1300亿港元（221亿新元）震惊世界！李嘉诚的生意从传统的塑胶花制造业、房地产业起家，却并不固步自封，也不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紧扣第三次工业革命脉搏，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在通讯网络业、大数据研究、生物科技乃至包括氢能源在内的新能源领域，都迎头赶上，走在产业发展前沿，成为时代弄潮儿，充分体现了开拓、进取、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香港人勤劳拼搏，灵活应变，艰苦创业，勇闯高峰的一面旗帜；也是香港战后成长为亚洲四小龙和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标志人物！
第三，李嘉诚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臣。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荣毅仁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窗口公司，当时的董事局就包括李嘉诚和霍英东两位香港大企业家。
李嘉诚当时的一马当先，引领了港、澳、台、美、欧、日资本移向中国的万马奔腾，对中国跨过六四这道坎可谓雪中送炭，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系列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一来遵守国家法律、政策，二来遵循市场经济基于规则的秩序，对股东负责，“人望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资金进出依足规矩，在商言商无可厚非。
（作者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 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
长期以来，李嘉诚作为香港成功的企业家、香港首富、亚洲首富，自然赢来许多推崇、赞美、荣誉；同时树大招风，攻击、抹黑时有发生。李嘉诚就快95岁了，相信他的财富多个零或少个零已经不是他所关心的，老人家注重的应该是自己的历史定位。正如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所讲的：“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就以教育而言，李嘉诚的捐资涵盖面之广令人惊讶：从潮州重建70所山区小学到全资捐建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长江商学院，从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等，到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等，到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史丹福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等，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渥太华大学等等，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等，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到新加坡管理大学等等，横跨四大洲多所著名学府。其中“李嘉诚讲座”资助的两位客座教授，还荣获2020年诺贝尔医学奖和化学奖。李嘉诚还特别给予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团队中的两位华裔教授每人38万美元奖金，作为对“无名英雄”的嘉许，人情味令人感动。
因此，对李嘉诚历史定位的讨论，并非只关乎对李嘉诚的个人评价，而是关乎香港现代史的一面旗帜，关乎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关乎香港一国两制会否变形走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摒弃“一左二窄”的错误思维，才能对李嘉诚作出公正、客观、科学的评价。我评论李嘉诚的时候，往往想起一道题：请问，树上栖息着10只鸟，开枪打下其中一只，树上的鸟还剩下几只？
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香港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嘉诚感到深深不安。他在慈山寺对记者谈话中，要求“年轻人要顾及大局”，而“当政者对社会未来主人翁亦要网开一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主旨是呼吁社会和谐，希望香港由乱入治，由治及兴。与此同时，李嘉诚又以“一位香港普通市民”名义，在多份报章登出“黄台之瓜，何堪再摘”的全版广告，反映他忧心如焚，希望任何方面都不要再对香港造成伤害，期盼对东方之珠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支持改革开放，李嘉诚可谓先知先觉。1990年1月，时值六四事件发生不久，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的非常时期，国际资本乃至港、澳、台财团对前往大陆心存顾虑，采取观望态度。李嘉诚却以非凡的勇气，冒着长和系可能招致西方国家惩罚的风险，毅然访问北京，受到邓小平接见，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向香港和全世界传达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对香港一国两制“不会变”的重大信息。
正如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所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李嘉诚盛名之下，多年来亦免不了招风惹雨。例如2005年他捐10亿港元给香港大学医学院，港大依照国际惯例冠名“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随后有反对派政客污蔑李嘉诚沽名钓誉。然则一句“李嘉诚捐几十亿在家乡建大学，都只是叫‘汕头大学’，何来沽名钓誉？”就将其驳得体无完肤。
香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为亚洲四小龙，八九十年代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九七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近10年来一国两制变形走样，此时此刻的香港更是“金融王气黯然收”。在香港现代史整个历史经纬中，有一个标志性人物是绕不过的，那就是李嘉诚。
2015年中国大陆忽然15天内发七篇文章批评李嘉诚，其中一篇代表作是《别让李嘉诚跑了》。我当时路见不平，拍案而起，在香港报章刋登全版广告《对李嘉诚的舆论围剿必须立即刹止》，痛斥这完全是逆改革开放历史潮流而动、破坏国家招商引资的一股逆流！接着批李歪风就偃旗息鼓了。
对李嘉诚历史定位的讨论，并非只关乎对李嘉诚的个人评价，而是关乎香港现代史的一面旗帜，关乎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关乎香港一国两制会否变形走样的大是大非问题。
至于救灾应急，李嘉诚从来都是“及时雨”。从华东大水灾到汶川大地震，从香港南丫岛海难到日本地震海啸，从2003年沙斯（又称“非典”）疫情到过去三年冠病大流行，从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资助到为香港中小企业解困，李嘉诚都显示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助人为乐、急公好义的伟大情怀，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令需要救助者及时解困。他对家乡建设的支援，令乡亲父老一度发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李嘉诚”的由衷之言，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对李嘉诚的好心好意，加以歪曲污蔑是徒劳的。另外，长安剑公众号又把香港高楼价、高租金的责任强加到李嘉诚头上。其实，香港由于实行简单低税制，又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发放综援和老人金，又建公屋、居屋，建设地下铁、高速公路、高铁、新机场、第三跑道……钱从何来？政府唯有靠卖地作为重要财政收入，公开招标，价高者得。地是“面粉”，房产是“面包”，地价越来越贵，房价、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岂能归咎李嘉诚？
晚清名臣林则徐有言“青史凭谁定是非”。我本人对李嘉诚的历史定位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李嘉诚是开拓、进取、创新的世界级企业家：上世纪50年代，李嘉诚由塑胶实业起步，凭着敏锐触觉，捷足先登，成为香港“塑胶花大王”；跟着由工厂大厦切入香港地产界；1972年率先上市，上市编号就是“001”！由“自己拥有多少资金”的“有限”，飞跃到“从市场集合到多少资金”的“无限”；继而以“敢为天下先”精神收购大型英资企业和记黄埔，作为多元化发展的旗舰；接着又收购香港电灯，收购加拿大赫斯基油田，收购英国“橙”通讯系统……自此，李嘉诚掌控的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经营项目，涵盖了房地产业、基建工程、供电、货柜码头、通讯网络、大数据、石油开采、超级市场、百货连锁店、酒店、生物科技、养生保健品、新能源、金融证券……等等等等。地域覆盖东西半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