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衡,立下千秋功业,却无法统一语音。历朝历代,各个角落的语言都有各自的发展环境,春秋时代,孟子形容南方人的土语听起来像鸟叫,称之为“鸟语”。中原人士南迁,始于秦汉,盛于唐宋,带来了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也因此南方人自称唐人、说唐话。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移民潮,带来更多不同省份的方言和不同口音的普通话,新加坡人已经习以为常。
从电视、广播上听到更多的方言、政府用几种主要方言作政策宣导,到几个地铁站采用一些方言给年长者的温馨安全提醒,方言似乎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王乙康给方言的打气,更引人遐思。
方言学习可视为新一代双语教育时代下成长的华族子弟的文化“追加剂”,学习自己或是别人的方言,可加强文化素养。
他分享女儿主动要求学习福建话的故事,说他为她制定了详细的课程规划,现在他的女儿已经能用福建话和外婆沟通,令人羡慕。
再后来,进一步了解有关中国语言发展的历史,重新体会几十年前的那位唐人街老妇的那句话,还是有其历史根据。
今天新加坡华人社会要严格分别籍贯是不容易的,本地的地缘性质的会馆重新发掘方言的魅力,也应该是开放式而不是封闭式。会馆的方言学习班,如潮州话,闽南话、广东话、海南话等等,都应该提升为一种文化课程。方言学习可视为新一代双语教育时代下成长的华族子弟的文化“追加剂“,学习自己或是别人的方言,可加强文化素养。各方言族群的先辈南来之路和生活经验大同小异,不必强分你我,这跟华语运动融合华人社会的终极目标殊途同归。
上世纪90年代过后,我有机会重返纽约唐人街逛逛,发现那里的“唐话”已经多姿多彩。
过去几个月来,本地地缘和血缘性质的会馆社团活动呈现疫后“报复性”的活跃,政治领导人纷纷上台作为主宾发表演讲,主题围绕着文化认同、国民融合、国家意识。卫生部长王乙康近日在安溪会馆100周年晚宴上发表的讲话还有点特别,刻意在演讲中注入几分亲和力。
美国唐人街(跟欧洲其他城市的唐人街一样)的老一代唐人移民,多数来自广东和香港,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也不会说英语,就只讲广东话,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把广东话当作唐话。
上世纪80年代因一次的机缘,在纽约逗留几天期间,偶尔到全世界最大的唐人街逛街。进去一家卖杂货的小店铺,用华语跟店里的一位看店的老妇问了一句话,却听她老人家冷冷地以广东话回应“你识唔识讲唐话?”我明白她的意思,却让我觉得不是味道,难道华语不是“唐话”,只有粤语才是“唐话”吗?这件小趣事多年来一直放在我心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含义却有了不同的理解。
郭振羽和罗福腾合著的新书《多元和统一:新加坡的语言和社会》中,指出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有一“罕见”数据,显示家庭成员之间的用语情况:“华语和英语的‘引力’,对各种方言也有所不同。广东话和其他方言比较,以广东话和父母交谈的人口群,如果转以其他语言和兄弟姐妹交谈,有比较大的比例转而用英语:其他方言人口在类似情况下,转向英语的比例稍低。由此看来,新加坡的广东人对华语的抗拒心理,似乎比其他方言群强,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书中留下的这一点迷思,倒是让我想起一句俗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
新加坡毕竟是个城市国家,早期不同方言族群像“水和油”,各有生活地盘的格局早已被打破。今天的牛车水、大坡、小坡、海南街等等几十年前的方言生态不复存在。市区重建和华语的推广起着的“融合”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其实,讲华语运动推行40多年来,方言并没有消失过,尤其是今天的网络时代,想看潮州大戏、听粤语流行曲,电脑和手机上随时方便。
(作者是 《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易中天教授在《大话方言》一书中,针对南北语言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北方语言是扩散的,南方语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有点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是在水面上漂着。”
广东人抗拒华语(普通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北方人的卷舌音对广东人是一大挑战。多年前,有一名香港移民在《联合早报》当财经记者,在汇报新闻时,“投资”与“投机”总是混淆,多年就是改不了,幸好我们都能从语境中分辨出是哪一个。
王乙康先以一小段福建话恭贺会馆,并说“方言为我们带来的价值是没办法衡量的”。
多年前,郭振羽教授便说过“方言不是毒蛇猛兽”,的确如此。它是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各地海外华人的生存意志。
据说当年中华民国为“国语”投票表决时,孙中山深明大义,力推北京话为国语,否则后来的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得学讲广东话,广东话就真的是名正言顺的“唐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