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凸显法治观念之缺位。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仍维持“政策即法律”的模式，法治观念严重缺位。以政策代替法律，以命令取代规则，成了疫情以来“特殊情况下”社会治理的常态。

疫情三年，凸显基层工作之弊病。在基层那些温暖瞬间，也看到平庸之恶在蔓延。临产的孕妇被医院保安阻挡，宠物被大白扑杀，化疗结束的病人不被小区接受，大家都明白这些事情不符合人性，却又为何屡屡发生？这是高压体制的产物，也是平庸之恶的狂欢。

在过去这段清零时间里，为了所谓政治任务，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防疫，全然不顾科学性，在这段理应提高疫苗接种率、加强医疗资源的建设的时期，所有资源被用在完全不必要的地方，没有为接下来的放开做任何准备。

反观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决策在充分与专家讨论后做出，社会各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哪怕与官方决策不符，官方的决策亦能实时根据专家意见修正，而非一撑到底。定于一尊的决策压制了观点的自由讨论，也压制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在决策过程中，大多数官员陷入“沉默的螺旋”，为了自保而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没人再愿发声。

在疫情开始阶段，少数学者仍能发出一些声音，对决策过程产生一些影响，但随着形势演变，清零政策逐渐定于一尊，从此技术官僚必须服从于政治利益，学者被闭麦，仍高居庙堂之上的那些“专家”不过成了官方的传声筒，毫无原则地随着官方立场变换着说辞。

疫情三年，凸显集体主义宣传之劣性。宏大的集体叙事频现，所谓“发动党员干部坚守一线”之类的宏大叙事看似让人感动，背后牺牲的却是亿万普通人的利益。诸如此类明显违背人性的故事反倒成了宣传，背后影射的却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基层百姓的艰苦生活状态，与基层干部在体制重压下的无力与悲哀。

民众没有基本药物储备，药厂来不及提高产能，医院没有准备好收治大量病人。在整个抗疫周期中，政府缺乏整体思维，政策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制定可行时间表。不论是动态清零还是彻底放开，舆论方向一变再变，即便被打脸还是要嘴硬。当政府一再出尔反尔，愚弄群众，公信力已跌至谷底。

在一个正常社会，为了集体利益的自我牺牲值得肯定，但却不应成为宣传的工具。真正该做的是看到社会的缺点并加以弥补，而不是用这些故事，自己感动了自己。同时，在一个敞亮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所谓“动员”“发动”决不能成为任何强迫的理由。

疫情三年，亦凸显普通民众之困境。疫情造就了一批新的亿万富豪，也有更多人流离失所。对于掌控权力与资本的上层阶级来说，许多得以凌驾规则之上，甚至借疫情大发横财。对普通民众而言，他们为清零与放开争辩，精疲力尽，却无力改变现状。在疫情后，不安全感深植每个人心中。疯狂的抢购贯穿于疫情三年的全过程，疫情初期疯抢连花清瘟，听闻传言在封控前的疯抢物资，完全放开后的疯抢退烧药，一切显得荒唐，但对于我们而言，却又别无选择。疫情之下，常人如蝼蚁，资源的匮乏与分配的不公在短期内难以消除，普通人改变阶层与命运的通道也越来越狭窄。

疫情三年，凸显政府治理能力之薄弱。从最早期武汉疫情的乱象，到各地封城期间的乱象，再到放开后医疗挤兑的乱象，政府试图掌控一切，最终却输得一败涂地。他们既无法保障民生供给，也无法保障医疗资源的分配。

这是一场从上到下的痼疾，它早已存在社会中，疫情不过将它放大。

这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官本位”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浓厚残余，掌权者不把民众视为与政府平等的主体来看待，从未意识到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总是想要控制和摆布民众，这又怎能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要求？

未来我们将如何评价过去这一段抗疫时光？对于过去历史伤痛的记忆，常常须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治愈。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历程，应当是每一个社会群体能自由公平地发表自己诉求的历程。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自己的想法，不必胆怯真情的流露，所有争端与矛盾可以放到台面上来解决，而不是被隐瞒遮蔽。我们很期待，未来的中国社会，将变得敞亮而公平、自由而包容，敞亮地能看到芸芸众生遭受的苦难，包容地能听见每个人的不同声音。

不论是严厉封控，还是彻底躺平，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都见证了无数乱象。封控时期的大逃亡、天价蔬菜与硬性管控，放开后的抗原难求、退烧药短缺与医疗挤兑，变的是政策与专家说辞，不变的是中国政治与社会中的沉疴痼疾。

面对基层工作中的困难与中央政策间的冲突，地方官员也必须寻找平衡点，否则不是如上海封城般出现大混乱，就是因为控制不了疫情丢了乌纱帽。然而在清零阶段，地方官员常常更重视自己的仕途而非民众的死活。放开之后，在中央无法给出具体放开时间表的情况下，各地执行力度亦不一，只得按照当地疫情状况摸索，以至于出现了“全民戴口罩”运动之类让人发笑的现象。以上种种，都凸显当下中国央地间的复杂关系。

疫情三年，凸显决策过程之封闭。从清零到放开，所有决定由小屋子里的讨论做出，所谓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成了笑话，所谓公众参与也成了笑话。疫情三年，没有人倾听民众声音，决策层依循自己的思路做出决定，民众的一切呼声被忽视。

（作者是上海高校学生）

2022年12月7日，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通知，标志着中国事实上放弃“动态清零”政策，开始寻求与病毒共存。一切来得令人猝不及防、毫无征兆。所有的封控措施被取消，所有的流动限制被消除，一切恍如隔世，身处其中的中国人不免感到有些荒唐。数月的封城使我们胆战心惊，而现在大家惊奇地发现，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不再受限，唯独要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

疫情三年，凸显央地关系之破碎。各地执行各地的政策，对于中央的政策，各地执行力度不一，推进缓急各异。在清零过程中，中央常常不能给出地方具体的实施政策，只是一些“拒绝一刀切”之类的宽泛描述，令地方官员难以把握尺度。当地政府治理能力与官员的个人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地疫情的防控政策。

在强权之下，他们泯灭了良知，丧失了思考能力，同时也享受这特殊环境之下小小权力所带来的短暂快感。这是他们极少能够控制他人、掌握权力的时刻，当然得好好利用。

制约监督的缺位很大程度上造成这一切。倘若有公正的法院能够审理公民上诉，倘若人大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这一切还会如此吗？在真正的法治下，政府权力被严格限制，所有政策在法律框架内发布，不能仅凭一纸公文，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