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国决策高度集中的政体下，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制定可能会缺乏地方和基层的广泛参与，从而对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带来损害。
从2014年以来，中国以清洁、低碳、安全、高效为目标的“能源革命”，成为中国领导人亲自推动的一项国家战略。在过去八年间，中国能源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以风能、光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快速增长，不含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占全国总能源消费比例，从不到2%上升到超过7%，而煤、油、气等化石能源消费比率，则从将近90%下降到80%。同时，中国太阳能面板、风机、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高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
然而，和当前中国抗疫遇到的挑战类似，中国的能源革命受到过度依赖“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的制约。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和当前中国抗疫遇到的挑战类似，中国的能源革命受到过度依赖“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的制约。这一体制的内在矛盾，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能源及气候政策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中国的能源革命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0年9月，中国最高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这一表态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在西方国家，由于频繁的竞选周期、强大的选民意志和漫长的决策程序，导致能源政策的长期目标可能会受到短期目标的冲击。比如由于俄乌战争引起的能源供应危机，打乱了一些欧洲国家之前快速放弃化石能源的计划，迫使他们放缓了能源转型的脚步。
同时，中国煤电项目也大幅增加。根据北大能源研究院一项研究，2022年1月至11月，中国新核准煤电项目装机已超过2021年核准总量的三倍。这些快速增加的新建煤炭和煤电产能，将对中国完成下一步减排目标带来挑战。
这些现象是中国政治经济活动中“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痼疾在能源政策领域的体现。
然而，对这些目标的界定和评价通常难以量化，导致地方政府对不同目标的取舍，只能根据上级一时的好恶。而缺乏地方和基层的参与，又会使政策在制定时难有充分的信息支撑，政策出台后，基层对政策落实的动力不足。比如在领导人高度重视环保减排的大背景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运动式减碳”，以限停产、限停电等方式来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极大影响了经济民生。
中国能源革命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能源政策面临的“多目标”困境。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能源战略须要同时考虑供给稳定、价格低廉、环境友好这三个看似相互冲突的主要政策目标，即通常所称的“能源三元悖论”，而平衡这些政策目标对各国政府而言都是巨大挑战。
能源转型的成功，须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制相结合。特别是当能源转型面对多目标、非量化的任务时，须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收集评估和激励机制。在中国减排高度依赖“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下，须要特别强调“自下而上”机制在政策设计和实施中的作用。比如，须要地方政府、能源企业、环保组织等不同利益相关人在政策决策中更强有力的参与，须要在利益相关人之间建立透明和相对公正的谈判协商机制，以及须要建立更完善的决策人责任追究机制。从根本上来说，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地，须要中国进一步推进治理改革、提升能源气候政策领域的治理水平。
快速的能源需求增长，支撑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保证稳定的能源供应，事关能源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减排和环保压力，须要积极推进能源的清洁化、低碳化。同时，能源消费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去年能源供应紧缺、价格攀升的情况下，中国煤炭政策又有显著转向。与之前严格限制煤炭产能的政策口径相左，北京从2021年下半年起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煤炭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的政策。2021年、2022年全国煤炭产量连创历史新高，分别达到40.7亿吨，和创历史新高44.5亿吨，同比增长4.7%和8%。2022年前11个月，中国已生产40.9亿吨煤炭。在煤炭产能方面，政府在2021年新增2.2亿吨的基础上，2022年又批准新增产能3亿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