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大国崛起的特点
“世界革命”的普世主义被证明敌不过世界各地高涨的民族主义。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二、第三国际的解散，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民族复兴事业上，国共两党的救国纲领相当一致，故可以达成两次国共合作。中共至今奉孙中山为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不仅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还就如何实现“振兴中华”提出他的主张：第一，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二，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第三，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共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规定：“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34年7月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毛泽东的革命叙事含义更广，不仅包括56个民族，也适用于世界其他被压迫的民族。这是马列主义“阶级”的话语体系。《共产党宣言》满怀信心地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克服异化的所有形式，包括阶级和民族。中共在抗战前的民族解放的叙事，服从于第三国际列宁的国际主义纲领，即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竖起了民族主义大旗，逐步赢得各阶层的拥护，但它同时还坚持土地革命的纲领以换取广大农民支持。但一掌握政权，毛泽东就开始向马列主义的阶级叙事回归，在国内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继续革命，在国外支持世界革命，直到邓小平重新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搞改革开放，才又造成民族快速崛起的大势，将历史上的悲情化为豪情，化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梦的共识，和各种具体目标和行动纲领。
其次，在“复兴”的旗号下，许多过时的东西甚至黑暗面，可能会被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威权主义、侵犯人权、文字狱、太监文化、裙带关系、官本位、腐败等等，都可以打着民族复兴或国家利益的名义大行其道，因为这些也是汉唐盛世的特点。毛泽东号召人民起来造反，正是针对这些传统。威权文化深入国民性，例如抗疫中的命令主义、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还有“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的“大白口号”：这些平常无权无势无地位的小土豆，换上防护服后就耀武扬威，“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威权下成长起来的人，必然有威权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在对外关系和行为中流露出来，造成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任和“中国威胁论”。在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必然不会尊重别人的权利。
这是因为在新冷战下，中国不是在与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竞争，而是在同整个西方文明较量。它在硬实力上是无法打败西方的——西方文明圈内各国实力之和，会长期远远超过中国。只有在文明水准上不断提高和超越，拿出更优越的方案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方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新普世主义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新技术革命下，人类社会向后资本主义进军的大势。新技术革命正在挑战以往所有文明的一些基本前提，比如“不工作就没饭吃”“没钱就办不成事”“全民基本收入”（UBI）等等，并为后资本主义文明奠定基础。比如最近的ChatGPT和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的突破，将会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工作的内涵和外延；生物工程将重新定义“人”，星际移民也会改变人类的身份认知。在这些发展的前沿，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并不占优势，而且民族复兴中“复”出的许多东西，也会妨碍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培养和释放。新普世文明完全有可能在西方诞生，这一来，中华民族就不得不启动下一轮追赶的周期。
然而民族复兴的叙事隐藏了一些陷阱，必须小心防备。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没有普世叙事就无法真正崛起，狭隘的民族主义做不了它的载体，旧的世界革命叙事也与现状不符。这里，创新是对中共领导层的智慧巨大的挑战。在新冷战下，中国不是在与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竞争，而是在同整个西方文明较量。
从1840年到如今，中国正在完成一个从追赶到引领的角色转换。民族主义在追赶阶段非常有效，但在引领时期就会有许多缺陷。毛泽东曾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话文辞优美但目标卑微：环视今日全球，人口几十万甚至几万的民族，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理，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是复述一个明显的事实。文明的崛起要求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这些问题的解决召唤着新普世主义。它要求中共放弃国际主义而发展人类主义，发展出能为人类大多数乐于接受、能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才是和平崛起的根本途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是近代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口号。近年它又被称为“中国梦”。历史上的“中国梦”可谓噩梦，引起的是无限悲情和“无数英雄竞折腰”。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毛泽东是这样来纪念这些英雄的：“……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時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最后，这个口号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从来没有“兴”过。历史上的民本主义统治术和当今的“为人民服务”与“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并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包含着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名义就可以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而且是否真的是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往往无法验证。相反，权势者一贯打着人民的旗号来谋取私利。对于文明的进步，人权和做人的尊严，是中华传统中最缺乏的要素，而“民族复兴”恰恰掩盖了发展这个要素的迫切需要。
毛的碑文有两个主题：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为解读中国梦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独立”和“复兴”的主体当然是中华民族。然而中国史上本无“民族”这个概念，“中华”是一个文明范畴。西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指的是周王朝迁都到文明之中心地带。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文明同西方民族国家发生碰撞之后的事；“中华民族”是近代史的建构，包含了汉人曾称为“夷狄”的“外人”的群体。最早是“五族大同”，1949年后演变为由56个民族合成的中华民族。这些群体之所以被包含进来，是因为更加“外”的“洋鬼子”的出现。中文的nationality与ethnicity不分，都译为“民族”。然而此民族非彼民族，“民族复兴”主指“炎黄子孙”一脉。但当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时，就不自觉地将其他民族排除出去了。换言之，“兴衰”叙事并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否则蒙古族的“复兴”乃复元，满族的“复兴”则是复清了。
换言之，文明冲突中，中国的胜算来自争取世界上广泛的认同，尤其是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认同，这样西方阵营就会分化，就会有国家愿意同中国合作，走双赢的和平道路。在文明程度不够高的情况下崛起，相当于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冲垮，中华帝国被蒙古和满清征服，是威胁而不是文明的进步。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内部的霸权更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国要么全盘西化，在西方文明的标准下做得比西方国家更好；要么就必须发展出更优越的文明来。全盘西化一是同中国的国情不符，一是西方文明本身有许多问题，被证明无法应对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创新而不是复兴的时代，应该保持头脑清晰，不被“民族复兴”这样的口号误导。中共二十大纲领中有不少先进理念，如全过程民主、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天下大同、和平崛起、合作共赢、新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等，但说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则言之过早。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纲领，它反对殖民主义和支持民族独立的目的，是用来调动广大殖民地人民起来抗争，为帝国主义制造困难，以加速它的灭亡。这就是为什么第三国际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那么多的苏维埃国家，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普京对列宁颇有抱怨，因为他认为后者在不是国家的地方硬造了一个个国家，而列宁的头脑中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盘算——他打的是世界革命的算盘。同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今天看来是在搞分裂；支持、配合、保卫苏联（王明主义），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但这一切用“世界革命”的理论来解释都合情合理。
新普世主义
首先，在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是身份政治的标志和工具。一个民族的“兴”往往被看作其他民族的“衰”，导致制衡与对抗，中美关系已陷入这个陷阱。“复兴”在周边国家则勾起对朝贡体系的回忆，和对它复辟的担心。民族主义的叙事，对内凝聚力量非常有效，但对外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人侧目、警惕、防范和对抗。在一些人看来，“中国梦”就是要做世界老大。这些年来，在许多国家的民调中，对中国的好感急剧下降，防备急剧升高，说明中国在这方面的化解不到位。
习近平说：“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里基本上没了革命的普世叙事。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没有普世叙事就无法真正崛起，狭隘的民族主义做不了它的载体，旧的世界革命叙事也与现状不符。这里，创新是对中共领导层的智慧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