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本非某个特定大学的特权，而应是所有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基本底线与共识。但非常遗憾，它并非来自中华之传统，而是舶来品。蔡元培在老北大提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就是如此。
学术如此，国家治理岂非如此？观中国史，皇帝只要雄才大略，手伸得长，想着开疆拓土，天下百姓就成了盛世炮灰。汉初推行黄老之道，说白了就是抑制皇帝建功立业的冲动，经济文化马上就繁荣了。学术与治国，说起来都是一样的道理，自由的意义正在于此吧！
大学乃学术与知识之共同体，也是人类探索新知的精神乐园。任何研究者，应具备即使与自己的观点与政治主流有异，也能免于恐惧与迫害之自由，应有获取知识与发表及出版见解之自由，更应有打破界限探索未知世界之自由。如此则某一个系科、大学，才能不去限定学生与老师的天赋与学术发展；就特定区域乃至一国而言，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学术知识创新，并最终推动人类崇高精神之光大。复旦老校友陈寅恪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是高自标举！但细思一下他的人生经历，却是万分沉恸。
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主要关注汉语言文学的教研，这与新加坡的大学中文系完全不一样，后者更接近于欧美的“汉学系”，即对文史哲有通盘的教研目标。但复旦中文系是个另类，仅前系主任陈允吉教授门下就培养数十位不错的佛教学者。在当今宗教学研究受限的情况下，就相当突出。原因为何，也成了工作坊最后环节讨论的话题。
总结时，复旦中文系主任朱刚与陈引驰二教授都提到，此系一直有学术民主的传统。不但历任系主任全力支持普通教授的研究，绝少干涉学术选题与内容；在教学环节，导师与博硕士生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导师主要以传授方法为主，而不以自己的认知与研究范围，来限定学生的兴趣发展。中文系就经常会出现教出来的学生，研究领域远超出导师范围的现象。通俗点说，这样的导师不但能培养出自己都不熟悉其具体研究领域的学生，还可能培养出比自己更出色的学生。复旦中文系的教授不以自己的认知领域为限，来束缚学生发展，所以教出来的学生能百花齐放，风格各异，正是与这种学术民主自由的风气有关。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复旦之所以有这种看起来相当“小资”的情调，可能与校史以及上海地域文化有关。中国文化一直有南北之争，以及京派与海派之争。长居上海的鲁迅1934年写过《“京派”与“海派”》一文，讽刺京派是“官的帮闲”，而海派“从商”。中国历来官看不起商，京派看不起海派。广而言之，无论文学作品、绘画、戏曲，乃至宗教等皆有南北之分。北方近于帝都，又多游牧民族的南下，思想更为传统，多崇拜政治、权力、集体主义与大一统思维；南方则更具开放性、商业性、民间性、个人主义与多元文化，学术上的风气也渐受影响。上海作为开埠百年的对外窗口，加上天高皇帝远，稍能自由一点，复旦也就得天之厚了。
最近蒙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引驰教授大力支持，我召集一个佛教研究工作坊。意图有二，一是检阅复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佛教学者；二是总结中文系培养研究者的得失。
复旦的官方校训取自《论语》，即“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是出自生长于南洋，曾在新加坡英华学校读书，1913年出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先生之手。他是基督徒，所以号召复旦学生应有“团结、服务、牺牲”之精神。但在复旦师生间流传的，还是民间的校训，即复旦专注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自由，是提倡思想与学术的个性与独立，尤其要排斥金钱、政治以及其他学术之外的力量，对于学术行为的无端干涉；无用则是对实用主义的反拨。大学毕竟不是技工学校，故应远离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短视行为，而应有在全体精神迷失的艰难时世之中，傲然独立引领社会奋勇向前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