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对这两位作者的结论，可以清楚看到，他们在悲叹美国自由民主政治堕落之余，也能提出挽救的建言。西方的优点是言论自由不被封杀，令人敬佩的是，不少人都能提出创造性的建议处方，这是民主社会的优点。至于建言和处方是否受到重视和采纳，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著作言论能自由发表，是民主社会难能可贵的地方。它提供人们不同观点和思维的碰撞、比较、审视，进而培养独立思考。这在集权主义社会是不被容许的。
笔者注意到，近年早报经常在言论版刊登郭良平等的文章。这些言论，基本上是对中国的政治、财经和时事做出批评，指出中国现时社会、财经与政治的一些弊端。
笔者这些年来，每天阅读早报。早报对我是精神粮食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对早报应算是有所了解的读者。早报言论版刊登新加坡海内外专家学者读者的言论，堪称百家齐放，汇集各种就财经、政治、社会与时事等领域不同立场的言论，让读者可以参考各方说法，比较不同观点所呈现的利弊，整理和得出自己的结论。就个人所得的观感，我看不出早报有什么偏倚之处。
早报8月21日言论版，刊登了纪赟的《也谈中国民营经济离场论》，我仔细阅读，感觉文章遵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准则。
自由民主政治是否有足够自我纠正的能力，在“自杀”之前，从迷失中苏醒过来，重新走入正轨，我们且拭目以待。
作者是本地私立学院兼职讲师
早报在回应中指出“……《华邮》点名的两名中国大陆作者，过去12个月总共只登了七篇文章，占《早报》刊登文章总数不到0.5%”，就统计学的原理，这不是用显微镜来看待“亲中”问题是什么？
美国企业研究所应用自由领域执行主席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也在《西方的自杀》（The Suicide of the West, 2018）一书中，说明西方崛起的种种因素，以及作为自由世界领头羊的美国，创造经济奇迹的缘由，但也分析了美国国家、社会极度两极化、内部分裂、伦理道德崩溃、不同宗教、种族、文化等的冲突和敌对抗争，是导致美国“自杀”的原因。戈德堡在批判之余，也提出振兴美国的药方。
2020年初，冠病开始肆虐全球。中国在“武汉封城”中控管疫情的表现，一时间成为应对冠病举措的世界楷模。反观西方一些国家，人们抗拒戴口罩和禁止外出的示威游行，导致治理冠病成果不如中国理想，甚至有些国家几乎失控，因此掀起一种观感，像中国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获得的美誉，和西方讲究民主和人权处理疫情的备受诟病，有天壤之别。人们开始探讨，西方的民主体制是否已不如中国的集权体制，到底西方出了什么问题？
以美国为主的自由世界，和以中俄为主的集权主义国家，原本就是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当代发展经济学泰斗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D. Sachs）在2013年出版的“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中译版《文明的代价》），已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弊端所呈现的败坏现象，做出精辟点评，如华尔街的贪婪、政客与金主的关系。但他也对导致堕落与沉沦的原因提出建言。
《联合早报》今年7月26日第二版报道了“专题报道中被指‘亲中’”，并在同一天言论版“回应《华盛顿邮报》《联合早报》兼容东西力求不偏不倚”的答复。
在中美两大强权意识形态博弈的当下，早报要做到不选边，不偏不倚，确实不容易。早报在某些情况下，必须顶得住一些无形压力，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要秉持客观原则，履行健康的社会责任和良知，与时俱进，专业和负责任地办报，读者肯定会不离不弃。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