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近半世纪，即使近年来西方建起小院高墙，中国也没有动摇这种开放信念，甚至不惜单方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实行免签，以彰显打破封闭僵化绝不动摇的决心，这值得肯定。

中国常说，欧美的泛安全化迟早会反噬自身。中国的大学呢？恐怕也是如此。过度的安全管理，反而会留下极大安全隐患。11月10日下午，山东齐鲁工业大学长清校区女生宿舍突发火灾，学生质疑宿舍楼人脸识别的闸机成为安全撤离的拦路虎。某地发生地震，高校学生还得排队刷脸出宿舍楼。

在省会西安市的长安大学操场，经常还有社会人士来此跑步锻炼。但这是在冠病疫情前，疫情后似乎一切都变了。疫情期间门卫管理加强，实行进校打卡等，以免把外部病毒带进大学校区，做法可以理解，也必要。但疫情过去后，高校理应恢复从前的开放气度，不再设门限才对。不料，大学反而固化这种封闭性的门卫制度，使之完全成为常态，这就令人不解。

当然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社会戾气陡增，公共场所无差别袭击群众的反社会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然而，美国枪支泛滥，校园持枪伤人案屡屡发生，也没有因此而设校园高墙、门禁。中国多起持刀伤人案在偌大的国家仍属个案，中国应有起码的自信，不应因噎废食。西方已对中国学术脱钩，加强审查和限制中国留学生学习，在这样的语境下，中国再对内设置各种有形无形的小院高墙，又岂是智者所为？

一些舆论场同样如此，似乎也在加速建起这种小院高墙。譬如《中国青年报》原来有个“青年话题”栏目，前些年普通民众还可自由投稿，发表对社会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如今连邮箱都找不到。《环球时报》则对公众根本不公布联系邮箱，给该报撰稿的，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人。还有的报纸，如《光明日报》的言论版，倒是对外公布邮箱，但社会来稿从来不看，形同虚设。中国能自由表达公众意见的平台本就不很多，仅有的几个还自我封闭设限，不接地气，这怎么行呢？中国向来不惮外部的批评，甚至一些恶意的攻击抹黑，对内部一些反映民意民心的批评声音，就更没有任何担忧的理由。

北京的大学还必须由校内的人将来访者身份证号码、来校事由等一系列信息，事先报备，才能在校门口闸机上刷身份证进入。这还像个雍容大气的大学吗？倒像军事禁区。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伟大领袖早有教导在此。只要不是煽动暴力、制造反社会的对立极端言论，即便再尖锐的批评声音，也应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抱持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正确态度。更何况，以中国这些年取得的各类亮眼成就，人民都看在眼里，内心自有一杆秤，即便眼下有一些不和谐“杂音”，又何惧之有？要相信群众，相信历史，这也是两条“根本的原理”。为政者要兴利除弊，就必须通过这些平台观风问俗、体察民意，又岂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开放应是对外对内的全面开放。回忆改开之初，中国确实在努力这样做。北京不仅彻底开放一度是皇家禁苑的北海公园，还一度开放中共中央核心所在地中南海，尽管只是从颐年堂到瀛台的一个小角，也意义重大。人民大会堂也实行定期免费参观制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很好的做法渐渐取消了。当时进入一些重要机关办事不难，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年，要进入我所在的陕西省的市委、市政府乃至省政府，只要和门卫打个招呼，说明去哪个机关，连登记都不须要就被放行。如今不行了，这些机关都加派武警站岗。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中国的管理部门常常举手投足间，都深深烙上“管控”的印记，而不是服务性的思维。如今，连进入大学之门都要严加管控，还试图将这个疫情期间的临时举措固化，这一切又在隐喻着什么？

前阵子，笔者看到某大学大门似正在拆除闸机，以为要回到以往自由进出的时光，心里暗暗高兴。几天后才发现，原来施工不是为了拆墙，而是在固墙，升高进大学之门的门槛：在刷卡的同时还要刷脸，否则就会被判定为陌生人而不得进入。

更有甚者，进入一些大学的家属生活区都须刷卡刷脸。一次，笔者想进入某大学家属区理个头，却因为不是本大学职工，死活进不去。

打开大学的大门吧，只有对内对外都高度一致的开放，才是全面开放。

中国的大学也是如此。几十年来，门卫是最轻松的工作，出入大学大门从来都不是问题，门卫问都不会问一声，无形中彰显大学开放包容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