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梳理政府部门的说辞，应该能得出一些重点，即身份证号码不如我们所想的保密，在日常场合不应用作密码或视为验证身份的唯一手段，即使电话另一端的人说得出我们的身份证号码，也得谨慎应对。其次，作为我们主动提供的身份标识信息，身份证号码在看病、入住酒店、申办手机等高精准度场合，便会派上用场。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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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了协调层面的问题，更根本的症结是“词不达意”。政府内部在通知各部门停止使用部分隐蔽的身份证号码时，于信息认知上留下解读空间：是要停止隐蔽，还是停止使用身份证号码？如果停止使用部分隐蔽的身份证号码，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什么？
即使在政府出面道歉和说明后，围绕身份识别准则的信息混乱仍未消散。公众听到部长对出现混乱背后原因的解释，但对于身份证号码接下来是要使用、不要使用、要部分隐蔽还是要全部公开，仍是一知半解，甚至“半知不解”。
后续的澄清并没有立即给出明确的答案，反而更让民众一头雾水。部长被问到如何理解停止使用部分隐蔽身份证号码的做法时，强调此举不代表接下来隐蔽的部分就应该公开。至此民众收到的信息是，既不应该用隐蔽的，也不应该公开，却始终没听出什么才是该做的。以新加坡人不怎么见长的耐性，如此含糊的沟通方式，只会加剧民众的焦躁。
部分隐蔽的身份证号码，加上出生年份，还是有可能推算出完整的身份证号码。如果继续沿用将身份证号码部分隐蔽的做法，会给公众制造“虚假的安全感”。这是政府要淘汰以身份证号作为身份验证方式的动因。但淘汰这个做法意味什么，是至今仍未解释清楚的环节。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平台，将一些人的完整身份证号码公开，正是因为相关人员把“停止隐蔽”理解为“完全公开”。
表述缺乏严谨的事例，在此次事件中出现不止一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12月13日在文告中解释，身份证号码作为不可更换的身份标识信息，应假定它为外界所知，“因此公开一个人完整的身份证号码不应有什么敏感”。背后的逻辑，似是指公开身份证号码应是常态。也怪不得有网民调侃，应该让公众人物都公开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由此可见，当局的说辞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即向公众说明如何准确理解身份证号码的保密性，以及应该加强哪些防范措施和意识；相反地，还引起民众的不安和对当局初衷的误解。
在公共系统上让所有人都能搜找其他人的身份证号码，这本身就有违直觉。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相关的负责人当初在调整设置时，想必也经历一番自我怀疑。这个谜团本该在当时的节骨眼上就解决，却因为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出问题，引发后续的混乱局面。
这些概念都合乎情理，更不至于引起哗然。但同样的信息，若把逻辑侧重点错置，很容易就变质成“身份证号码没有意义”或“日后所有场合都得公开身份证号码”这些让人费解的说辞。人际沟通的盲区之一，是在尝试表现得透明的过程中，加入过多的次要信息，导致主要信息失焦。随着社会课题日益复杂，用清晰的逻辑表达观点，也是我们在日常沟通中，无论做为信息发送或接收方应致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