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剧场外的话语空间
有趣的是，发出“Oo-woo”之声的噪鹃虽然对本地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常作为日常生活的背景音，但它其实不是土生土长的品种，而在1980年代后开始广泛出现在本地。沙法里形容这是一个幽默的巧合：“尽管噪鹃不是本土鸟类，但它也能用于评论我国叙事。作为一个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始终欢迎他人，以开放友善的心态彼此融合，相互尊重，共创美好未来。”
提到2006年必要剧场和日本、泰国、菲律宾戏剧工作者合力创作的剧作“Mobile”，陈崇敬说，这部多语言文化剧在日本世田谷公共剧场演出时，当地人对剧中的多文化语言观点感到惊叹，营造了独特的戏剧体验。对他而言，这正是新加坡作品的体现。
在新加坡文化奖得主、必要剧场艺术总监陈崇敬看来，能在剧中反映不同文化情感和观点，是新加坡剧场的成功要素。以必要剧场为例，若是本地制作，通常会有来自不同种族的角色，因为彼此情感不同且多样化，在作品中融入各种观点和情感，是必要剧场感兴趣的。如今随社会发展，剧场在塑造人物角色时也考虑更多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种族和性向。
兼有华、印、葡、英甚至达雅族血统的莎达说：“我自己就很罗惹啦。但在政治正确的社会中，作为演员和剧场创作者，我也不断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我是欧亚人，但文化认同不只是跟着‘Jinkli Nona’起舞。所以我在新加坡故事里的位置是什么呢？我怎么透过自己的视角看新加坡？”
疫情前较活跃的Pink Gajah Theatre，因为没有商业盈利的包袱，更能自由探索社会课题。莎达举例说，在“Bi(cara)”和“Temuan [the meeting]”两部作品中有个角色，抱怨年长者仍须工作，当中许多人公积金不足。“作品后来在澳大利亚珀斯上演，这个课题称不上新加坡之光，却能让不同政体下的国民能一同坐下谈论年长者处境。这让我为新加坡创作者身份感到自豪。”
“新加坡剧场”之名
然而正如自然物种和平共处的处境和矛盾，从更广袤的全球视野来看，强势或大众语言文化如英语，相对少了“归化”或“异化”的难题，以及失语的焦虑。语言文化的权力关系也和社会光谱类似，即使多元化，也难以否认或忽视强弱之分。这大概也是必要剧场、Pink Gajah Theatre等剧团总在探寻社会不同角落和群体的原因，包括族裔、性／别和神经多样性。
再谈本土性和接地气，很难不想到刚在M1艺穗节上演的“Oo-Woo”。作为艺穗节中的本地制作之一，故事讲述失智症母亲豢养的噪鹃不翼而飞，家人同时在照料课题上面临种种难处与矛盾。剧作以马来语为主，英语为辅，尤以老母亲的生动演绎与马来口语对白，让观众深感亲切，笑中带泪。
处理叛逆、分歧和争执，也许正是创作和剧场的本质，戏里戏外皆如此。
延伸阅读
作品编剧莱米·沙法里（Raimi Safari）的剧作都夹杂英语和母语，部分原因是他对两种语言都有深厚感情，也试图与观众分享这份情怀。
沙法里向来喜欢揭示家庭内部的张力和真实现状，尤其常被家庭责任、孝道和照顾年长者的课题所吸引。面对有观众反馈形容这是个简单的故事，他的反思是：“进一步追问，这故事是不是太简单了，无法成为一部成功的戏剧？但我认为简单不是羞耻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诚实。”
在莎达看来，在国际化且发展迅速的新加坡社会，只要是发自内心诉说的故事都是新加坡故事。她说：“不一定关于李光耀、CMIO（四大族群），双语或三语，依照正确比例融合历史与现代——只要是新加坡人，都应有表达自己的自由。”
在多元种族、文化和语言的新加坡社会，创作免不了“罗惹”特质。正如本地剧场工作者莎达·哈里森（Sharda Harrison）认为，活在“罗惹”世界最有趣，也最理想；实践剧场艺术总监郭践红则说：“人各有志，百花齐放才重要。”
既然多元并蓄是新加坡创作者认同，甚至引以为傲的特质，走出命名之难后，剧场接下来面对的重要课题，其实仍然是如何细致敏锐地捕捉和再现多元差异中的新加坡声音。
更名风波后，ACT 3 Theatrics创办人詹德南（R Chandran Rama）曾经评论，“新加坡剧场”应是普通名词（common noun），而不是专有名词（proper noun）。郭践红受访时也重申，自己的立场不是以一套标准清单，区分谁符合新加坡剧场的定义，而是反对“新加坡剧场”之名的私有化。
对沙法里来说，这是新加坡故事的精髓。“当人们汲汲营营，追逐成功、物质满足和大都市浮华生活，它却揭示了寻常、真实的人类故事。”
新加坡故事要有本心
陈崇敬则认为，既然新加坡剧场之美在其多彩缤纷，想要走近她的人，也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差异和多元貌。他建议，艺理会或许能和新加坡所有剧团合作设立Singapore Theatre网站，介绍新加坡剧场的多元面貌、不同愿景和使命，也包括档案材料，让研究者轻松入门。
作品与创作者的本土性
郭践红说，如果作品扎根本地，提及人民关心的课题，剧场创作者也清晰作品定位和目的，就不必执着于剧场工作者的国籍和居住地。至于创作题材，她认为创作是活的东西，源自于生活，世界改变得非常快，要创作什么视乎创作者的关怀，“剧场的独特性在于观众走进来作品才会完成，只要有人想听想看，就还有存在的价值。”
“成长在多元社会，我一直对本地各种母语的音乐性着迷，也珍惜展示母语戏剧的机会，但戏剧使用什么语言，也要考虑到受众的理解能力。”特别在艺穗节，受众超越马来社区，他因此在剧中使用非马来观众也能明白的马来语单词，场景之间交替使用马来语和英语。
这其实呼应了陈崇敬谈到的戏剧精神：反映不同的文化情感和观点，它们可能互为共鸣或分歧，但戏剧正是要提供这样的空间，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对这些差异进行调解和协商，还鼓励观众在观看表演后完成叙事。“解决这些差异和挑战不是政客、经济学家或商人的职责，它们属于艺文工作者的责任，拓出空间来演练差异，创造剧场外的话语空间，我们才能提高处理分歧的能力，学会如何共存。”
涉及跨区域和国际平台时，则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协商，重点在于不同文化情感之间的互动。陈崇敬认为新加坡戏剧并不局限于新加坡内容或课题，全球互动愈发蓬勃，如何在作品展现跨文化脉动，最能体现新加坡戏剧工作者的功力。
面对多元交织社会里的矛盾与争议，莎达内心投射到的，是自己的血统、身份和认同，不真正属于哪个类别。无法真正融入任何集体声音，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莎达在26岁时，就和弟弟Sean Harrison创办Pink Gajah Theatre。她语带自豪地说：“有时候旁人会告诉我们，应该做这些或那些，但我们没有听进去。”
她的答案是，新加坡故事有本心，源自新加坡创作者，而创作是普遍的。
Toy肥料厂首席艺术总监吴文德认为，新加坡创作者不受那么多文化传统束缚，似乎可以更自由大胆地，展望未来新方向。
郭践红说，走出去并不完全与所谓“价值”和“独特性”挂钩，如果只是为了出去而出去当然也可以，但她更好奇的是创作者如何从中获益，而这当然包括深刻的跨国文化交流。她指出，实践剧场还是以本地观众为先。
“新加坡社会特质使我们有能力处理这些差异，不对社会问题采取单一民族主义观点。这一直是我们的社会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能为国际舞台做出贡献的艺术资本。”
新加坡专业剧场虽获得官方允许，改名为“Singapore Theatre Company”，却引来业界强烈反弹，一周后宣布再改名，新名将在8月演出前公布。事件自此暂告一段落，但也引起一串思考：新加坡故事是什么，谁能说好它？这关乎血统、身份，特定关键词如李光耀或四大族群，还是够“rojak”（罗惹）？转念一想，答案或许能从噪鹃身上得到。《联合早报》邀请在地剧场工作者，包括文化奖得主、演员和编剧分享他们的观点，一同抽丝剥茧，探讨何为新加坡剧场和新加坡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是“新加坡故事”？应由谁来说？怎样说？创作和剧场的本质是什么？受访剧场工作者认为只要作品扎根本地，就不必执着剧场工作者的国籍和居住地。新加坡剧场之美就在其多彩缤纷。
莎达认为：“每个人都想成为‘新加坡剧场’是美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混合物中的一体。不管是盈利或非盈利，为儿童、成年人或企业，只要发自内心就是新加坡剧场。只要触及社区，将艺术带入社区，都是为新加坡人架起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