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蟹王”的养成之路并非坦途,黄建铭也交了一些让他铭记于心的学费。“珍宝愈做愈火的时候,有人找我们去印度尼西亚开店,我们贸贸然就去了,没有培训系统,也没有管理系统,做得乱七八糟。”

三年冠病疫情,加上自己生了一场病,现年63岁的黄建铭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并开始思考交棒一事。

顶住疫情压力

曾有报道指珍宝每天进货的螃蟹,数量之大是新加坡之首,黄建铭于是有了餐饮业“蟹王”之誉。

很多餐馆在疫情期间倒闭,黄建铭认为,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胜利者。如果再来一次那样的大流行病,他有信心可以挺过去,“因为我们的底蕴更强了”。

“我们搞软件工程的,什么都是依靠系统,就好像现在我们有管人事的、市场采购、会计和中央厨房。我把大问题分拆成一个个小问题,再一一去解决。”

珍宝在父亲手中诞生,自己则带领集团上市,黄建铭期许,下一代接班人将珍宝发展成一家世界级跨国餐饮企业,也因此,他如今更多思考如何将集团的基础打得更扎实

带领珍宝集团(Jumbo Group)撑过冠病大流行病后,总裁黄建铭有一天却无预警地倒下了。

跌跌撞撞挣扎了10年,黄建铭回忆说:“我们都没有经验。我父亲很懂吃,知道什么是好的餐厅,但他毕竟不是一个餐饮业者。我也不断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入错行。” 黄建铭没料到的是,更巨大的考验在后头。珍宝上市四年后,全球卷入了冠病大流行病。

没有任何餐饮基础的黄建铭还记得,在新科工程,他接触过的最高层是总经理,“我加入珍宝,就自称是没有经验的GM(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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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我发现,身边不少人也开始学着放下很多东西。经过那几年的洗礼,一些人身边的亲人突然走了,有些人则像我,无端端生病。疫情让很多人改变了很多想法,对人生的态度也转变了。”

一天醒来,黄建铭惊觉,半边身体麻痹。渐渐地,他走路摇摇晃晃如醉汉,无法自行穿衣,连提笔写字都有困难。经医生诊断,这是骨刺压迫神经。黄建铭在前年动了手术,如今已无大碍。

新加坡餐饮龙头企业珍宝(Jumbo)第二代掌舵人黄建铭原是名系统工程师,加入父亲创立的家族事业后成了带领公司上市的“蟹王”。但“蟹王”养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摔过跤交过学费,撑过三年冠病疫情,集团存活下来,却因一场病,让他对未来有了不同的想法。

黄建铭说:“珍宝在国际旅客之间的辨识度还是蛮高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继续往国外冲刺。亚洲还有很多机会,我们会先专注把亚洲市场做大做强。”

带领珍宝上市

同大部份经历过2003年沙斯风暴(SARS)的人一样,黄建铭原本以为,冠病很快就会过去,万万没想到持续了两三年。黄建铭形容,就像时光在隧道里突然静止,眼前漆黑一片。“起初的心情没那么急,后来公司财务开始吃紧,就比较有压力。从事这行30多年,从来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压力。”

珍宝由黄建铭父亲黄南德创办,在柔佛笨珍乡下出世的黄南德年幼家贫失学,十多岁仍未穿过鞋子,十七八岁穿着背心短裤,只身到新加坡投靠表姐。黄南德在表姐位于马吉街(Market Street)的杂货店里帮忙,也当过德士司机,节衣缩食好几年,后来与朋友合资买地,成了小型发展商,赚了第一桶金。

黄建铭曾在新科工程担任软件工程师。(受访者提供)

这名没经验的总经理,很快就遇上挑战。珍宝开到第三家店时,黄建铭发现,每家店同一道菜的口味都不一样。


黄建铭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后回国,加入新科工程(ST Engineering)担任软件工程师,周末时经常到父亲店里帮忙。“一晃眼就过了六年。我只是软件工程师,不懂管理,也不懂餐饮业。我父亲的想法很简单,珍宝要开新店,反正替人打工赚不了不多少钱,不如帮他打理生意。”

1998年,印尼发生“黑色五月暴动”,针对华裔的暴力事件频传,珍宝顺势撤出印尼市场。 

一手操刀并带领珍宝上市的是第二代黄建铭。

1987年,刚满50岁的黄南德和几名老饕朋友凑足40万元,在东海岸开了第一家珍宝海鲜。黄南德曾忆述,原本是把餐馆当作私人厨房,招待朋友供应酬之用。

珍宝海鲜在东海岸的第一家店和第一批员工。(受访者提供)

早已有计划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是疫情拖慢了黄建铭的脚步,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我这一代是要把珍宝国际化。我现在试着慢慢退出,让年轻人接手,落实这个愿景。” 

发展至今,珍宝海鲜在亚洲13个城市有24家店。集团旗下还有醉花林品潮轩、醉宇轩、潮亭、黄亚细肉骨茶、国记云吞面和翠华茶餐厅等12个餐饮品牌。

第一代家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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