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心态有助康复
回新约半年后，她开始疑神疑鬼，恐惧促使她孤立自己，不但成天戴着耳塞，还用棉被遮住窗口，电脑也用布盖上。
第三，不让过去决定未来。以陈丽珊的经历来说，继续在社区服务领域或精神医疗界发展似乎再自然不过，但她不让自己被病历框住。热爱文字创作的她在2018年辞去NCSS的工作，到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攻读传记与非虚构文学写作硕士学位，还获得孟加拉吉大港（Chittagong）首个为女性设立的Asian University for Women写作奖学金。
首先是接受自己的病情。“接受了就不再觉得自己是对的，而是认清自己真的病了，并不是其他人企图伤害我或占我便宜，他们其实是想帮我。接受自己患病的事实，能做好定时服药的准备，也会尝试其他疗法如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及有助改善精神健康的其他方法。”
心理卫生学院的个案经理鼓励陈丽珊分享康复故事，她除了接受媒体访问，也在2012年出版“A Philosopher's Madness”（《哲学者的疯狂》），诉说自己的经历和反思。“把精神疾病视为秘密隐藏起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坦诚面对能让我们一起正视精神疾病，拉近彼此的距离。”
坦然公开分享经历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患者少之又少，39岁的博士生陈丽珊是少有的愿意受访者。从最初无法接受自己患病，到愿意接受治疗，并把患病经历转化为力量，每一次的举步维艰，都成就了她今天的美丽与自信。
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药物
对陈丽珊来说，心态的转变在康复过程中不可或缺。
出院后，陈丽珊到杜拜和父母亲同住，但药物副作用让她感觉昏沉，使她不愿定时服药。还好在亲友的规劝下，她终于求医，也在医生的劝说下明白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定时服药后，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况有所改善。”
冒着被排斥或回避的可能性，39岁博士生坦然公开患上精神分裂症和康复过程，希望让更多人正确认识这个常被污名化的群体。她说，康复之路心态的转变不可或缺：首先要接受自己的病情，其次是把精神疾病视为机会而非问题，最后是不让过去决定自己的未来。
2014年，陈丽珊开始在国家福利理事会（NCSS）担任精神健康服务部门经理，之后一度任职于护联中心（AIC），顺利地在社区服务领域找到发展机会。
其次，把精神疾病视为机会，而不是问题。病情稳定后，求职屡屡碰壁，陈丽珊起初觉得这是个跨不过的障碍。“但想法改变后，事情开始改变，我不再把疾病视为我的弱点。”
（本文摘录自最新第54期《健康No.1》杂志）
“我不希望病情受控及康复是我人生唯一的成就，我还有更大的志向。我写了精神疾病的回忆录，但没试过写传记，所以我决定为表演艺术家李文写下他的故事。”
精神病患康复的路上，靠的不单是服药，还要有医疗人员的支持。陈丽珊说：“我是看了几名医生，试了不同药，才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和药物。如果面对药物副作用的困扰，我建议咨询精神科医生，多了解自己服用的药物和剂量，并考虑其他选项，以找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陈丽珊在2008年被诊断患上精神分裂症，最初的症状包括幻觉（hallucinations）和妄想（delusions）。正是这些不由自主产生的幻觉和妄想，让当时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的陈丽珊，在2008年某个深夜搭德士去到汤申路的柑谷疗养院。
陈丽珊目前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的博士生，她把编写李文传记的心得和过程整理成文，该文章在2021年拿下檀香山传记研究中心的传记大奖。她说：“我还在学习和成长，会一直做好准备，迎接新的可能和机会。”
公开个人的患病和康复过程是一种冒险，陈丽珊坦言：“人们可能会友善地表示支持和鼓励，也可能会排斥、回避或带着批判的眼光。但把经历说出去，能让更多人正确认识精神分裂症病患——一个常被污名化的群体。”
陈丽珊在2012年经由朋友介绍认识了文化奖得主李文，两人成为忘年之交，陈丽珊亦征得对方同意为他写传记。她在2016年动笔，“Searching for Lee Wen：A Life in 135 parts”（《寻找李文》）在2022年李文逝世三年后由本地出版社Epigram Books出版。她也撰写了以李文为主角的儿童绘本Yellow Man（《黄人》），推出后与李文的传记一样广获好评。
在病情的影响下，陈丽珊以为疗养院的邮区号码是一个能确保她生存下去的“暗号”。她在恍惚状态下在疗养院附近游荡，结果惊动警方，并在隔天被送入心理卫生学院，住了六周。
回想当时患病的情况，陈丽珊猜测原因之一是留学返新后无法适应这里的生活。毕业自南洋小学和莱佛士女中的陈丽珊，无论学业成绩或课外活动都表现优异。她在英华初级学院考取A水准文凭后到英国约克大学主修哲学与政治，并在伦敦政经学院考获哲学硕士。2007年她回到新加坡，因为父母移居杜拜，她自己找地方住，好几次因房东或房客问题被迫搬迁，一度住进廉价旅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