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是身外清末大时代的倾圮，郑孝胥又偏偏要当“忠臣”。所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莱特这句台词每每应验在现代。宣统下诏逊位时，郑写《闻诏述哀》表示自责，为日后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埋下伏笔。结果溥仪小朝廷太不争气，郑孝胥又被迫下野。寿则多辱，诗又何为？海能藏楼夫？海尽倾楼才是真。不过我想，那个诗人郑孝胥早已随其妻其子女而逝，余生不过傀儡而已。
然而厌世史未纂，盖功业未忘，当他74岁奔走满洲时，跟随他的儿子郑垂又以47岁壮年死于满铁医院，白头人送黑头人，难以想象诗人如何承受。而在其悼亡诗《哀垂》里又可见垂与小乙的母亲吴夫人早已去世，诗人痛呼怪责在诗之谶上：“幽明岁同逝，母子六年别。岂知应在汝，十日复夭折。惊怪诗为妖，不祥祸何烈。”再看回他哀悼夫人的《伤逝》系列，深情万转百回，不亚于元稹《遣悲怀》也。
先是戏剧性地夺走他家人性命。光绪二十七年，老家福建大瘟疫，郑孝胥的两兄一侄相继死去（一兄是“畏疾而凭河”自杀），郑孝胥作有《述哀诗》，“解衣斸（音zhú）苍山，和土将血泪。筑成名恨冢，偿我无穷意。”愤恨如此。
郑孝胥则一向岌岌乎功名，青年时即为驻日使节，晚年被溥仪召为伪满洲国总理大臣，是其人生巅峰，也是最大污点。未几得罪日本人，被迫辞职，反而得全晚节，算是没彻底沦为汉奸。晚清汪辟疆写的诗坛点将录，把他比作玉麒麟卢俊义：“日暮途穷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花间著语老犹能，只缘英气平生误，未信寒蛟竟可罾（音zēng）。”可圈可点。
不过最近重读郑孝胥《海藏楼集》，对他多了几分同情。郑孝胥自视甚高，无论于诗于功名，都自觉身负重任。从其诗集命名可见，“海藏楼”，指向庄子典故“藏舟于壑，藏山于泽”，他欲藏楼于海，又指向苏轼那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总之，傲气满满。
两人的命运也颇戏剧性，且有对比。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因为支持维新而与父亲同时贬职终生不得录用——事实上他也不愿再次出仕，曾写名句“凭栏一片风云气，甘作神州袖手人”明志。晚年更因愤恨日人侵华，绝药而死。
命运不肯罢休，还陆续以各种疾病夺走郑孝胥的多个儿女的生命。爱女惠13岁卒，三子小乙和女儿新华死时均年仅21岁（另外还有一子“东七”两岁夭，一女婴“七日而殇”），郑甚哀，直言“妄歆人间福，欲纂厌世史。”
未几，其妹伤心而绝，郑孝胥作《蘐（音xuān）妹痛兄而殒作诀妹辞》“各有恨泪，流为黄泉。往者万古，来者亿年。尔我甚殊，倏忽其间。”更是上升到人类生死永隔的普世意义上了。这两诗放在疫情未了，突然的死亡依然天天发生的今天来读，别是一番滋味。
（作者是香港诗人）
“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哈姆莱特这句台词每每应验在现代。
可是他有意无意忘记了庄子那句整句是：“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这夜半有力者，是不可违的命运本身，甚至是：天命。天命戏弄郑孝胥，一点都不比对陈三立轻手。
我耽读晚清诗，尤其是所谓“同光体”（同治光绪年间出生诗人，多崇尚宋诗者），已经近20年。“同光体”代表人物，陈三立与郑孝胥并称双雄，我极为喜爱陈三立，因其诗风“浓深俊微”，性格却孤高落寞而深得我心；至于郑孝胥，章士钊说他“海藏为诗，一成不改，自言：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本应是我喜欢的奇崛之人，我却百读无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