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黄过不了陶渊明的生活，他一直忧虑着中国的前途。梁启超成为他未遂之志的替代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的文章中，他看到了一个思想迅速成熟、对中国影响力陡然增加的梁启超。自1902年再度恢复通信以来，信件也成了抒发他个人政见的最佳舞台，他谈论个人状况、最新诗作、对儒家的看法、对时局的判断，尤为重要的是，探讨到底一种怎样的政体适合中国。
在梦中，他看到梁启超来到病床前，手提自己的头颅。梁说，自己已在流亡中被杀，前来作别。在升天途中，还曾遇到唐才常与谭嗣同。他们相拥痛哭，追问彼此状况。梁对两位更早牺牲的挚友说，他们付出生命的追求，在后辈革命者眼中，已一文不值。在说话时，梁的头颅一直靠着墙，墙面鲜血模糊，擦眼一看，原来是一幅中国瓜分图。
4月初，噩耗传到横滨，黄遵宪离世。梁启超追忆黄对于自己的影响，“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他还感到，“遽失斯人，普天同恨”。这并不只是他的私人痛苦，更是国家的损失。他感慨，黄遵宪有加富尔式的才能，却只发挥在新诗，而未能展现于国家治理的舞台。
1905年初，黄遵宪再次来信。他收到时务学堂诸君寄来的照片，看到坐在熊希龄与杨度之间的梁启超，“意兴萧索……神采奈不如人”，脸庞也更消瘦。他劝慰梁，尽管两年来，“所谋多不遂”，常陷入自我怀疑，又怀疑时机尚未到来，但他却觉得，这只是梁启超，“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他说梁，“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也乏人相助。他才33岁，欧美名家自报馆入住政府，是常有之事，他也定会相似机遇。梁启超的政治雄心，日渐膨胀。从一个反抗者，转变为一个治国者。在称赞了《中国之武士道》《中国国债考》后，他劝梁启超降心抑志，编纂小学教科书，“今日之中国原不必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功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一诗中，黄遵宪以这样的梦境开始。它该作于1904年，很可能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最后一首诗。他们的友谊自1896年起，48岁的黄遵宪在比他年轻23岁的梁启超身上，看到了未来中国迫切需求的精神与才华，成了这个年轻人最热切的支持者。这支持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更为真切。梁启超流亡横滨，同样侥幸躲过一劫的黄遵宪则退回嘉应，他修建了人境庐，其风格正代表其国际化经历，一座玻璃窗两层小楼，屋内是维多利亚风格的家具，入口处是日本友人题写的匾额，院子里种了英国玫瑰与德国菊花。
而这个噩梦，是黄遵宪对这种焦灼的最佳感受。它以如此荒诞又确切的样貌呈现，梁启超对自己的忧虑，对于同伴的愧疚，对中国即将被瓜分的焦灼，深陷的孤独感，都展露其中。
1904年夏天，黄遵宪当深感欣慰。自访美归来，梁启超一改之前的破坏与革命倾向，相信君主立宪才最适合此刻的中国。在7月4日信中，黄遵宪大谈相似的转变。明治十三四年时，他派驻东京，读到正风行日本的卢梭、孟德斯鸠，心醉其说，相信民主才是最佳体制。到了美国，才意识到，共和体制不适合中国，从此“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也在信件中，黄遵宪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困境，后者必定把流亡中的种种挫败，也倾泻而出，保皇党内部的纷争，他又如何变成新一代革命青年眼中的保守派，后者并不比清王朝更少仇恨他，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