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楚国古人划船寻找屈原沉江的遗体之后，中国人每年端午节划着龙舟在水中为这位大诗人招魂。
（作者是一位瑞典作家）
珈音与屈原酷肖的另一方面，是对于蒙昧的民众，都有鲁迅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态度，并且以反讽的对比表现出来：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但在清醒的孤寂中，诗人深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在《九章·涉江》中，诗人自述心志：“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诗人的确矢志不渝，最后导致悲剧结局。流亡中的珈音，也曾回忆在苏丹宫中担任御医的岁月，展开今昔对比：“回春昨夜侍君主，茹苦今朝悲众生”（V.006），同时有孤高的自白：“举世无明千水浊，一人独醒万家鼾”（III.105）。后一联原意是：所有的人都沉溺在水中，只有一个人留在陆地上，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只有一个人是醒觉的。由此可见，珈音和屈原的孤绝感多么类似。有所不同的是，屈原对那个劝他何必“深思高举”的渔父回答道：“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因此宁愿自沉湘流。珈音则明哲地正视现实：“浊世有谁能至清？无鱼无米怎谋生？”（I.018）因此没有像屈原那样选择自杀。但珈音也萌生过自杀的念头：
正像《哀时命》很难说是作者严忌的代言体还是自叙一样，这首鲁拜也很难说，它究竟是珈音流亡中自叙困境，还是诗人见证民间疾苦的记叙，或后世为珈音立言的代言之作。
时晷无情伸黑掌，穷追瘦骨去逃荒，／绝粮只好挨门讨，焦渴沉沦臭水塘。（IV.058）
波斯象棋源于印度的恰图兰卡（caturanga），是现代国际象棋的前身。中译归化为中国象棋。末句暗含两个典故，一是《论语》说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是象棋有“无主报仇”的特殊残局：一方只剩孤主（将），另一方无主（帅），只剩双炮双仕，要费心思才能将死对方。译诗化用典故，消解了成王败寇的胜败二元对立，符合珈音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弄权一时的突厥女皇不到两年就被政敌谋杀了，珈音却流芳千古。
身处逆境的珈音，立即离开宫廷是非之地，开始为时一年名为朝圣实为流亡的苦旅。屈原放逐时，渡长江，过鄂渚，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辰阳，到溆浦，踯躅独行。珈音的流亡之旅，孤身一人从都城伊斯法罕一路西行，先到巴格达，然后南下麦地那，最后到麦加“朝圣”。
屈原和珈音的流亡苦旅
屈原所处的楚国宫中，楚怀王有个宠妃郑袖，姿色艳美却恶毒善妒，且工于心计。她与嬖臣靳尚勾结，内外用事，设计陷害屈原，迫使屈原放逐，楚国国事日非。
新酿酒，手捧陶杯花地走，性空缘起寻真有，／虽然意满非醉后，持操守，前行羞作回头狗。（III.059归自谣）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众女嫉予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屈原在《离骚》中抱怨的原因是：世界浑浊黑暗，官场妒贤嫉能，遮盖美德，称颂恶行。诗人以美女自况，把嫉妒他的奸佞喻为造谣惑众的女人。朝廷小人当道的现象，是世界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在珈音所处的塞尔柱王朝苏丹马利克沙的宫中，也有一个颇像郑袖的女人，即苏丹的正宫王后吐康嘉敦（Terken Khatun）。王后原本黑汗王朝，即突厥人在中亚和今新疆地区建立的汗朝公主，是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她凭借财富笼络武官将士，壮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荐举珈音的宰相尼让谋反对后宫干政，因此与王后结怨。苏丹原本有意让他和王后的长子即位，但长子几岁就夭折了，苏丹因此想另立。可是，王后希望她4岁的幼子即位，以便“垂帘听政”。1092年，宰相和苏丹先后去世，朝廷权争激烈。王后一度主政，号称“突厥女皇”，自然仇视宰相重用的珈音，立即停止珈音兴建天文台的后续资金，废止珈音改进的历法，可能还断了诗人的皇粮。面对这场政坛变局，珈音处在绝对弱势。下面这首以弈棋喻双方较量的诗可视为诗人的影射之作：
屈原和珈音流亡中的 悲剧意识
此处潮水的象征意义是双重的，其洪波汹涌，既是统治者的暴政、贪腐掀起的浊浪，也是民众全面溃败搅起的脏水。一向以清流自许的诗人觉得，与其随波逐流，壮大潮水，不如以身殉节。换言之，在诗人眼里，人的肉体生命并非最高价值，在某种特殊情境中，可以牺牲生命来肯定某种更高的价值，这是《鲁拜集》中鲜见的与屈原精神相通的悲剧意识。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屈原沉江，同时有以身殉国的意义，甚至把君主等同于国家：“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意思是说：我并不害怕自己遭受灾祸，而是担心楚国或楚王的车驾将要覆倾！相比之下，珈音以科技特长为之服事的那个突厥王朝，是波斯处在异族统治下的专制国家，诗人唯恐它不垮台！因此，珈音不是屈原那种“爱国诗人”。他爱的是古波斯文明，没有必要以身殉国，而是继续过他饮酒赋诗的平淡日子。
宇宙洪流如卷轴，诗魂不幸逆行舟，／与其浮泡壮潮水，不若沉江泽国游。（II.107）
女皇阴毒擒拿我，马踏炮轰招数多，／五卒双车凌弱势，三军无主亦弦歌！（Whinfield 356）
借用这样的辞句来描绘珈音流亡中的见证和困境，可以说恰到好处，《鲁拜诗词新译五百首》（唐山出版社）中的多首新译，可以作为比照，例如：
楚国宫中和塞尔柱王朝的 嫉贤妒能
自我放逐自投汨罗的屈原与以《鲁拜集》彪炳史册的波斯大诗人奥玛·珈音，似乎少有可比性，但鲜为人知的是，珈音也有过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甚至动过沉江的念头。
与悲剧性地自我放逐自投汨罗的屈原不同，以《鲁拜集》彪炳史册的波斯大诗人奥玛·珈音却充满喜剧精神。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诗人，除了类似的“天问”之外，似乎少有可比性，但鲜为人知的是，珈音也有过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甚至动过沉江的念头。
原诗虽然泛写诗人以饮酒赏花为象征的精神之旅，却不妨解读为他的双重意义上的流亡。陶杯的意象，彰显了诗人的素朴的面相。“性空缘起”，借用佛家语，依照佛教空观的悖论，空和有并非一分为二，因为空才能有，有也是空。“空即是有”就是“性空缘起”。诗言志。诗的原意，可能侧重于修道路上勇往直前，也可以解读为在政治流亡途中好马不吃回头草。这种气节，像现代俄罗斯流亡诗人一样，把人生，把流亡生涯视为绝不回头的“单行道”，用布罗茨基自己的话来说：“一个人只沿一个方向往前走”。
战国时代，曾经雄踞长江、汉水流域，拥有灿烂文化的楚国之所以衰败，导致国人流亡，根本原因在于楚悼王宫中吴起推行的政治改革夭折，楚怀王没有采纳屈原等大臣的政见，简言之，是因为统治者的霸道、昏庸和腐败。因此，借用珈音的诗句来考察历史，应当记取的是：“人祸横来请莫罪苍天”（I.024）。另一方面，天意从来高难问，人事推移有其难以预测的历史的反讽。珈音因此这样质疑天和真主：“善人小过遭天罚，莫非主亦醉癫狂？”（I.017）像珈音一样，屈原质疑天和神：“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诗人诘问的是：天道不能专一，反复无常，为什么要让老百姓在动乱中遭殃呢？
依照波斯类似于佛教的苏菲主义（Sufism）诗学观点，珈音的流亡，属于“灵魂的流亡”，即人类被造之后，人的灵魂与神分离，然后踏上漫长的寻觅和回归之旅。作为信奉苏菲之道的哲人，深谙人生苦谛的诗人，珈音和许多通灵的苏菲诗人，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精神漂泊者。一般来说，中国文人骚客少有人心怀这样的流亡意识。当然，珈音同时也是政治意义上的流亡者。诗人在流亡中同样守志持节，这是精神修炼和政治操守双重意义的矢志不渝的精神：
作为流亡诗人的珈音，不会通过悔过回到统治者身边。在这种意义上，珈音的流亡同样是单行道，是陶渊明式的“觉今是而昨非”，是对官场看空之后进一步寻找“真有”，即寻找真正的人生意义的精神苦旅。流亡一年之后，珈音辞去官职，回归故里，聚徒讲学，安享晚年。比起屈原，珈音乐观得多，在他的身上，浸透着在屈原身上看不到的乐天知命的喜剧精神，以及不断开悟而达成的类似禅宗的圆融。
屈原在放逐途中看到老百姓都在战乱中流亡。《九章·哀郢》是诗人哀悼楚国郢都被暴秦攻陷后的作品，作者目击的历史惨象是：“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都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大意是说：像君臣离散我被贬谪一样，老百姓妻离子散，不知下落，正当仲春二月迁往东方。离别家乡走向远处，沿着长江和夏水到处流亡。《楚辞·哀时命》云：“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意思是说：我犹豫徘徊久留此地啊，天天饥肠辘辘断了食粮。我形影相吊孤独无依啊，情思绵长思念我的故乡。《哀时命》可能出自西汉辞赋家严忌手笔，王逸认为系作者“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堪称楚辞中叙述屈原绝境的最沉痛的辞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