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苏轼也是一个凡人。他的好，也是人间的好，我们觉得亲切。
苏轼自己也有收藏，他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以为艺术品会培养人的高雅情趣，另一方面又为“占有”这些艺术品的贪恋之心而不安。苏轼年轻时曾花一大笔钱购得两块吴道子所绘的菩萨像画版送给他的父亲苏洵。而苏轼自己也有收藏，除了书画，他尤其喜欢石头（包括石头画）和砚台。他宣称自己“不留意于物”，超然物外，但遇到真正喜欢的东西，他也会言行不一，违背自己的原则。苏轼有两块奇石，一白一绿，是他的至宝，他把这一对石头命名为“仇池石”（有特殊意义，在此不赘）。苏轼于1092年得到这两块石头，那年他已经55岁了，近于暮年，可还是没有完全看破放下。那个被苏东坡“教训”过的王诜瞅准了机会，将了苏轼一军。他写了一首诗给苏轼，要借这两块石头欣赏。苏轼的回诗答应借出，一方面担心有借无还，一方面希望王诜速速归还。说归说，但他终究没有借给王诜。不久，苏轼又写了一首诗追及此事，诗题颇长，像一篇序。诗题中，他写道：让王诜用他最宝贝的收藏——韩干的马来换这两块石头。苏轼当然知道，他的石头固然珍贵，但远不及韩干的马，王诜绝不会同意。他反将了王诜一军。
作为“收藏家”的身份，王诜与苏轼的观念是不同的。王诜建造了一座宝绘堂——其实就是王诜的“私家博物馆”，专门用来存放他的收藏品。王诜邀苏轼写一篇文章，以记其盛。于是，苏轼写了《宝绘堂记》。苏轼没有随随便便把它当作一篇应酬文章来写，他慎重其事，借此机会阐述了自己的收藏观：“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就是说，寓意于物，可以寄托情怀，喜乐美好。留意于物，则会耽溺其中，玩物丧志。如果苏东坡仅仅写这些，也说得过去，可他又进一步写道：“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接着苏轼列举了几则历史上因沉溺于搜集珍宝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例子。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这是一首题画诗。王定国是苏东坡的诗友，曾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烟江叠嶂图》，为王晋卿所绘，现藏上海博物馆。王晋卿，名诜（shēn），是苏轼的朋友，他是当时的大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王诜位高名重，娶英宗次女，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
显然，这篇文章出乎王诜的预料，尤其是收藏会引来祸害的“晦气话”，更是让王诜看了不舒服。王诜写信给苏轼，要他删去这段不吉利的文字，但苏轼没有答应，他一字也不愿修改。王诜最终是否把苏轼的记文悬于堂中，不得而知，但他肯定是不高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