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维良说：“我们没有明文规定如何分工，比较像是有了共识和默契，谁正好在家或有空就由谁负责。何况我也习惯做家务，我觉得主动做这些事其实没什么特别，照顾孩子也不应该只是妈妈的事。”
配合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2021年定为“欢庆新加坡女性年”，三名任职于不同领域的职业女性受访分享她们如何在伴侣、亲人及上司同事的支持下，突破“男主外，女主内”的框框，继续在家庭、职场和社会扮演多个关键角色，全心付出，全意贡献。
王丽娟是跨国资讯通信科技公司恩士迅（NCS）的保健客户交付主任，责任重大且工作繁重，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不足为奇。但无论多忙，她每逢周六都会陪丈夫刘怀坚（64岁）参与ADA的“勿忘我”活动，与其他被诊断患有失智症的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一起玩桌游、看表演等。
李瑞芳决定带他到心理卫生学院求医，大约一个月后情况有所改善。为免蜡烛两头烧，陈志圣开始从“兼顾工作的居家爸爸”变成全职爸爸，他说自己现在更能体会母亲以及其他照护者的付出，感恩之情益发深刻，对妻子的感激更是溢于言表。
夫妻俩去年迎来第二个女儿，陈志圣目前除了照顾孩子，也帮忙处理小贩摊位的行政事务。李瑞芳坦言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比丈夫少，因此女儿和爸爸较亲，但家里唯一经济支柱这个身份让她感受到责任感与成就感，她也对丈夫有信心，“我全心全意信任他，知道孩子们都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王丽娟（63岁）的同事和上司都知道，每个周六是她的“失智症时间”／“ADA时间”，因此周六都不找她开会。ADA是新加坡失智症协会（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的简称。
王丽娟说：“NCS是个非常支持员工的公司，从总裁到人事部，大家都肯定并珍惜年长员工的技能和付出，也支持必须肩负照护工作的员工。”
夫妻携手共同渡过难关，感情必然更进一步，对于亲情、爱情也有更深刻的体会。李瑞芳认为为人父母者应抛开性别规范，“只要根据孩子的需要扮演好所需角色就行了。”
蔡维良在冠病暴发后开始居家办公，目前一周有大约四天在家工作。夫妻俩原本准备使用托婴服务，无奈住家附近全额满，因此邢婉琴特别和上司商量，灵活调整工作时间：上午时段如常在办公室工作，下午则是居家办公。“难得有上司体谅和支持，上司也明白托婴服务不易找。有了这个安排，我才可以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亲人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我很感激家婆会在白天过来帮忙。”
蔡维良的上司同样能体恤他的处境，也明白现在是过渡期，新手父母需要时间调整。“虽然不时要开会，但幸好还是有时间空隙可以照顾宝宝，至今未有必须同时开会和看顾宝宝的情况。难得的是现在可以省下通勤时间，因此有更多时间陪在宝宝身边。”
一起居家办公更灵活 新手父母轮流顾宝宝
无论是打扫、洗衣、下厨，或是给五个月大的女儿喂奶、冲凉或换尿片，蔡维良和邢婉琴都分工合作，宝宝晚上饿了要喝奶，两人也轮流“值夜班”。
无论在家庭或职场，新加坡女性的坚韧与无私付出显而易见。要兼顾亲人与事业，并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绝对没有想象中简单。
随着时代蜕变，我国务必确保现有法律及政策能继续支持女性的发展。
刘怀坚目前的症状仍属轻微，他鼓励妻子继续工作。夫妻俩每天一起享用三餐、散步、以及玩刘怀坚从中学开始就喜欢的拼字桌游Scrabble，都是快乐和甜蜜的时间。
抑郁症来袭，夫妻携手渡过难关
小贩的工作有多艰辛可想而知，祖传美味的接班人面对的压力更是非同小可。竹脚小贩中心的“545黄埔虾面”拥有85年历史，摊主李瑞芳为了继承家传古早味而辞掉金融白领工作，变成每天凌晨2时出门准备开档，下午4时过后才到家的第三代掌门。2015年怀上第一胎时，她与丈夫陈志圣都不想把孩子交给托婴服务中心，商量后决定由丈夫肩负主要照护责任。
男主内，女主外的安排未成社会主流，但陈志圣没有丝毫犹豫。对他而言，父亲和母亲扮演的角色大同小异，他只是努力做好身为家长应该做的事。他说：“当时我在做社媒营销，已经是居家工作，因此（成为全职爸爸）这个决定非常简单。”
“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太太依旧对我不离不弃，她始终相信我，我说再多的谢谢也不够。坦白说，如果不是她在我艰难的时期主动‘出手相助’，现在的我或许根本不会存在。”
王丽娟说：“我在周末也必须工作，但先生非常享受和期待ADA的活动，所以我让同事知道那是我的ADA时间，他们也都非常体谅，尽量不找我开会。如果有急事，我可能就坐在（活动室）一角，通过手机办公，但至少让丈夫看得见我。”
配合相关课题的检讨工作，政府与民间组织去年9月推出“新加坡妇女发展对话”，欢迎国人参与。所有反馈将交由政府整理成白皮书。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将2021年定为“欢庆新加坡女性年”（Year of Celebrating SG Women），除了回顾新加坡女性的成就，也欢庆我国女性的进步和潜能，并促进女性的发展。
本月初休完产假并返工的邢婉琴说：“我很庆幸丈夫是个凡事亲力亲为的父亲。照顾孩子不只是女性的责任，还好现在新一代的想法有了转变，很多爸爸更愿意和妻子分担责任，居家爸爸也不再面对那么多偏见。”
王丽娟说：“身为照护人，就必须接受这是一个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都必须履行的责任。”
尽管如此，她从未考虑辞去工作。“我有能力扮演好这两个角色，既能做好全职工，也能做好看护者该做的事。何况，工作让我保持大脑和身体的活跃，也让我有所贡献。虽然有时必须两头忙，但工作给了我喘息的时间和空间。我必须先顾好自己，才能把丈夫照顾好。”
王丽娟在冠病暴发后改为居家办公，现在则是分组隔周回公司上班，她期待这个灵活安排可继续实行，除了可省下通勤时间，上网开会还可以一个接着一个，她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更有效率，也更适宜身兼照护责任的员工。她形容自己既是丈夫的“大脑”（帮他记住重要的事并提醒他），也是他的双眼（“要仔细观察他的任何改变”）及安全感的来源（“一定要时时联络得上，来电要听，短信要复”）。此外，王丽娟的照护对象包括89岁的家婆以及刘怀坚80岁的阿姨。
虽然无法时时陪在孩子身边，但李瑞芳非常重视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忙完档口的生意已筋疲力尽，回到家她仍尽量给家人烹煮健康的晚餐，也用心为另一半腾出时间。“我和孩子都在7时左右睡觉，陪伴老公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每逢休息日，孩子入睡后我都尽量和他度过‘优质时间’（quality time），例如为他烹煮他最喜欢的料理。”
蔡维良（33岁，公务员） 邢婉琴（29岁，社区护士）
丈夫患有早发性失智症 妻子全心照护也全意工作
王丽娟坚信，心爱的人应该尽量自己照顾，因为自己的家是熟悉的环境，有满满的爱，有助避免病情恶化。她期待照护者都能得到社区支持，例如得到雇主许可，能自由选择居家工作；如果在聘请帮佣时能得到津贴，也有助减轻照护的负担。
平时开会和工作时，王丽娟不时收到先生的信息或电话，想知道她的行踪。为免增添他的焦虑，她都尽快回复。庆幸的是，上司和同事都知道并谅解她是丈夫的主要照护人；她的上司还成为ADA的义工，在“回忆咖啡厅”活动上献唱，让她印象深刻。
刘怀坚在2013年被诊断患有早发性失智症，王丽娟认为自己必须在工作与照护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更有意识地腾出时间陪伴他，以免他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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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圣（40岁，全职爸爸） 李瑞芳（37岁，小贩）
李瑞芳说：“其他人知道志圣的决定都赞赏不已，很多人有照顾孩子的切身经验，知道这件事有多难，因此非常尊敬他，我也因此感到自豪。”
根据联合国《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我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在162个国家之中排名第11，女性无论教育水平或就业情况都有亮眼表现，例如拥有大学文凭的本地居民（25岁及以上）之中有50.8%为女性。此外，我国女性就业率从2009年的64%上升至2019年的73%，律政界、商界及其他领域也不乏女性领袖与代表。
难得的是，尽管时间和精力有限，许多职业妇女却没有把工作和家庭视为二选一的问题，冲刺事业之余也兼顾家庭。同样难得的是，她们背后有强而有力的后盾——休戚与共的伴侣，一起肩负照护孩子与家务事的责任；善解人意的上司和同事，让工作的安排更灵活，更具伸缩性。
陈志圣说：“我和太太都觉得孩子出生后由家长照顾比较理想，特别是在孩子可以走路和沟通之前。新生宝宝需要很多关心和照顾，而且除了满足宝宝的基本需求，可能还有很多不容易处理的事情，需要无私的爱才能做到。”
大女儿出生后的两三年，陈志圣不时承接社媒营销工作，但他渐渐发现顾此易失彼，结果无论工作或照护都难以专心，也找不到自我照顾的时间。李瑞芳留意到他的情绪渐渐有了转变，常常闷闷不乐，时时疲累不堪。“有一天，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究竟有何感受。那时的他哭了，开始和我坦白。”
辞工当全职爸爸 支持妻子继承家传古早味
他认为新手父母在分担照护责任时，一定要自动自发，而且要保持良好沟通。至于如何照顾宝宝，他建议坐月期间多观察陪月妇，向她学习。
蔡维良说：“现在听说有爸爸辞工照顾孩子，或许还是会引起一些异样眼光，但渐渐地，我们都认识到这会越来越常见。毕竟孩子如果无法由妈妈照顾，那爸爸一定要‘挺身而出’。”
